列祖时代∶神话？还是历史？

张逸萍译自：“The Patriarchal Age: Myth or History?” By Kenneth A. Kitchen,
 Biblical Archaeology Review 21:2, March/April 1995   
 （https://www.baslibrary.org/biblical-archaeology-review/21/2/3 ）

圣经资料与古代世界的客观事实，几乎不可思议地相匹配，确立了圣经时期的普遍可靠性。

 

 

朱利叶斯183¡¤威尔豪森 (1844–1918)。 在过去 250 年最有影响力的圣经学者中，韦尔豪森综合了早期批评家在发展“底本说”（documentary hypothesis）方面的工作。根据这一理论，摩西五经是由四位不同的作家在以色列历史的不同阶段撰写的，用字母 J（雅威或德语中的 Jahwist）、E（埃洛赫斯特）、P（祭司密码）和 D（申命记）代表 。韦尔豪森声称，创世纪中的列祖故事是在主前第一个千年创作的，大约在巴比伦被虏（主前 586 年）；然后，它们作为基础神话被及时投射回来，为以色列的过去赋予了连续性和尊严。 “底本说”提出的问题，在圣经学者中引发了很多争论，他们不同程度地否认或证实圣经记载的历史性。作者 Kitchen 认为，像韦尔豪森这样将圣经故事视为神话的批评家已经导致圣经学术误入歧途，使我们对列祖故事中包含的历史信息视而不见。

 

一个多世纪以前，几乎成为早期以色列历史的伟大重建者，朱利叶斯·韦尔豪森（Julius Wellhausen）声称，我们无法从创世记中“获得关于列祖的历史知识”。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只是后来希伯来历史中的“荣耀的海市蜃楼”，投射到过去。 [1]

然后在 1940 年代和 1960 年代之间，William Foxwell Albright 和 Cyrus H. Gordon 等学者试图说明，圣经中描述的列祖时代可以针对特定的近东背景，即大约主前 1800 年的中青铜时代。 [2]    自 1970 年代中期以来，一小群学者，特别是 Thomas L. Thompson、John Van Seters 和 Donald B. Redford，重新审视了Albright 和 Gordon所依赖的一些材料，正确地驳斥了各种错误的 比较，尤其是列祖的叙事与努斯泥版（Nuzi tablets，主前 15 世纪）所反映的社会状况之间的比较。然而，这些学者未能处理证据的全部重要性，而是宁愿将时间拨回 100 年前；像韦尔豪森一样，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列祖的故事是虚构的——可以追溯到巴比伦被虏时期（主前 6 世纪）或更晚  [3]  ——而且在历史上毫无价值。

那么我们的立场是怎样呢？ 列祖们是否真的曾经存在过？ 我们怎么知道？

诚然，他们的名字并没有在任何原始的古代文献中被发现，尽管其他圣经人物的名字——希西家，主前八世纪的犹大王； 主前五世纪撒玛利亚总督参巴拉； 和主前十世纪的大卫王——已经被发现。

但是，圣经以外的历史记录中没有列祖的名字本身是不确定的∶没有证据，并不证明没有。未来会带来什么？除了它充满惊喜，我们不得而知。最近发现的大卫家的铭文证明了这一点。[a] 

为了评估我们所拥有的材料，我们必须从创世记的叙述开始——包含列祖及其家人的故事，他们在整个圣经中被视为古代以色列后期氏族的祖先——并将其中提供的资料，比对古代世界的客观资料。

我们有两个相当可靠的日期可供使用。 出埃及记 1:11 告诉我们，以色列奴隶建造了法老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约主前 1279-1213 年）的城市兰塞。这表明主前 13 世纪 是摩西的时代。经外数据第一次提到“以色列”是迦南的一个民族，是在著名的象形文字纪念碑上，就是麦伦普塔 (Merneptah) 竖立的，被称为“麦伦普塔 石碑”。 [b]   根据这块石碑上的铭文，以色列于主前 1209 年存在于迦南，这一日期与将摩西和出埃及记，定期于主前 13 世纪——用考古学术语来说，即青铜时代晚期——完全一致。

 

Juergen Liepe 麦伦普塔石碑（也称为以色列石碑）底部第二行的象形文字说“以色列被荒废，他的种没了”。这座 7.5 英尺高的花岗岩巨石是在底比斯的法老麦伦普塔（约主前 1213-1203 年在位）的葬礼寺庙中发现。它讲述了麦伦普塔在迦南的战役，在那里他在迦南中部高地击败了一个名为以色列的民族。 可追溯到主前 1209 年左右，这块巨石碑包含以色列的最早被提及，对于确定经外证据很少甚至没有的圣经事件，是必不可少的。从主前 1209 年开始，利用圣经文本和其他信息，我们可以倒数到先祖时代，再向前到出埃及和后来出现的以色列君主制。

如果我们向前追溯列祖的年代，创世记和出埃及记中的资料表明，他们活在出埃及记之前 400 到 430 年，可能大约在主前 17 世纪。另一方面，从雅各到摩西/约书亚（7 到 11 代）的圣经家谱表明，列祖们在出埃及之前至少生活了 220 年。根据埃及和圣经证据的结合，那么，如果列祖们若曾存在，他们应该可以追溯到主前第二个千年的上半叶。 （青铜时代中期）。

我们有什么独立于圣经的客观证据支持青铜时代中期为列祖时代？

事实证明，相当多。

 

奴隶的价格

一个重要的项目涉及以银舍客勒为单位的奴隶价格。从古代近东资料中，我们可以详细了解从主前 2400 年到主前 400 年，约 2,000 年的奴隶价格。在阿卡德帝国时期（Akkad Empire，主前 2371-2191 年），一个不错的奴隶可以卖到 10-15 银舍客勒，但在乌尔第三王朝（Third Dynasty of Ur，主前 2113-2006 年）价格略有下降至 10 舍客勒。 [4]    在主前二千年，在巴比伦早期，奴隶的价格上升到大约 20 舍客勒，正如我们从汉谟拉比法（Laws of Hammurabi）和马里（Mari）和主前 19 世纪和 18 世纪其他地方的文件中所知道的那样。 [5]   到主前 14 世纪和 13 世纪，在努斯（Nuzi） 和乌加里特（Ugarit），价格攀升至 30 舍客勒，有时甚至更高。 [6]   又过了五百年，亚述奴隶市场要求 50 到 60 舍客勒的奴隶价钱； 在波斯帝国时期（主前 5 世纪和 4 世纪），飙升的通货膨胀将物价推高到 90 和 120 舍客勒。 [7]  

 

Louvre Museum, Paris 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主前 1792-1750 年），举起手放在唇边，向在位的神沙马什（Shamash）祈求。这座来自米所波大米东南部苏萨（Susa）的 7 英尺高的玄武岩石碑，还展示了被称为汉谟拉比法则的楔形文字，其中包含序言、282 条法律和结语。 根据其中一项法律，奴隶的价格是 20 银舍客勒。在圣经中，约瑟以“20 块银子”被卖为奴隶（创 37:28）。作者 Kenneth A. Kitchen 认为这绝非偶然∶由于古代近东奴隶的价钱在几个世纪中发生了巨大变化，创世纪的故事应该可以追溯到主前二千年的第一季度——大约是汉谟拉比时代—— 当奴隶确实卖到 20 银舍客勒。Kitchen以此证据支持圣经中列祖叙事的基本历史可靠性，奴隶的价格只是其中的一个。 汉谟拉比的另一条关于继承法律，也与创世记中的材料一致。汉谟拉比规定人的第一任妻子的儿子在继承中获得“首选”，但没有规定他们应该获得双份——这是主前第二个千年后期的做法。 在创世记第 49 章中，雅各的妻子拉结和利亚以及他的妾所生的儿子都平等地分享了遗产——这再次表明雅各的故事与汉谟拉比的历史大致相同。

 

Courtesy Ze’ev Yeivin 在犹大山的以实提莫 （Eshtemoa） 发现的一大堆银器，年代可追溯到主前 10 世纪末至 8 世纪。在发明具有固定面值的硬币之前，人们通过根据特定重量的金属（通常是金或银，在埃及还包括铜）来评估商品和服务的价值，来买卖商品和服务。根据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条件，银舍客勒大约含有 11 至 12.25 克银；为了检查交易中交换的白银数量，人们有时会携带小石块和天平（见：申 25∶13-15；箴 16∶11；和弥 6∶11）。圣经和汉谟拉比法律都将奴隶的价格定为 20 个银币，这表明白银作为交换媒介物的广泛使用。

 

Courtesy Ze’ev Yeivin 这些陶罐是在犹大山的以实提莫发现的，年代可追溯至主前 10 世纪末至 8 世纪，其中包含大量银币。有关完整说明，请参阅银片的照片。

 

这些数据提供了坚实的证据，我们可以将其与圣经中的数字进行比较，圣经多次提到奴隶的价格。

 

主前三千年直到主前第一个千年，古代近东奴隶的价格。圣经中列出的价格与圣经事件，可以追溯到的近东时期的已知价格非常吻合。这种对应使得圣经数字不太可能是几个世纪后由撰写早期历史的作家发明的。

 

第一个例出现在列祖的叙述中∶约瑟被卖给了一些路过的以实玛利人，价格为 20 银舍客勒（创 37:28），这是大约主前 18 世纪近东一个奴隶的价格。另一个参考是在西乃之约中，摩西在上帝的指示下，制定了法律来管理人们在应许之地定居时（出 20 及以后）。其中一项法律涉及“牛触了奴仆”，则应向奴隶的主人支付赔偿金∶有责的一方应以“三十舍客勒银子”偿还奴隶主人（出 21:32）——反映了主前 14 或 13 世纪奴隶的价格。后来，在主前 8 世纪，以色列王米拿现从亚述王普勒（Pul）那里赎回了一些以色列人。为了获得这笔钱，米拿现向每个以色列大富户索要 “50 舍客勒银子”（王下15:20）； 再一次，这笔款项符合当时奴隶的成本。

在每种情况下，圣经中的奴隶价格，都符合它所涉及的一般时期的价值。如果所有这些数字都是在被虏期间（主前 6 世纪），或某个在波斯时期的小说作家发明的，为什么书写的人不是说约瑟的价格是 90 到 100 舍客勒，就是被认为是当时奴隶的成本？为什么出埃及记的价格也不是 90 到 100 舍客勒？在这些情况下，假设圣经数据反映了现实更为合理。

 

条约和公约

另一种证据来自我们早在主前三千年对条约和盟约的了解。这个主题很复杂，但只要我们现在构建一种条约类型学就足够了。它使我们能够根据它们的基本形式和结构来确定它们的年代，这些形式和结构因时而异，因地而异。

 

契约的结构。该图表显示了五个时期的盟约（条约）∶主前三千年；主前二千年初期 （Kenneth Kitchen 认为是列祖的时间）；主前二千年中期；主前二千年后期 （Kitchen认为是出埃及记和约书亚的时间）；和主前第一个千年。 盟约包含各种元素，其中一些元素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时期重复出现；这些元素被标记和颜色编码。任何条约的一个基本要素是缔约方同意遵守的规定（例如，尊重财产权）——所以规定出现在每一个条约中。但其他元素，例如宣誓，出现在一些条约中，但没有出现在其他条约中。 虽然所有的契约都有正式的开始、中段间和结束，但整体形式和结构，因为时间和地点，差异很大。有的以序言开头，叙述国王或人民的历史；其他人则从援引证人开始，例如立石或神；还有一些以简短的序言或标题开头，其中列出了契约的理由。 契约的中间部分由多种元素组成∶规定、誓言、诅咒、传唤证人等等。此外，在一些条约中，例如米所波大米东部的条约（最左边的两个条约），某些元素的组合（例如，誓言和规定）形成一个单元，并重复多次的——上边图伸展第一个元素至长条之外，以显示这种重复。 契约的终结也包含各种元素； 一些以祝福结束，表示希望遵守协议；其他则以诅咒结尾，承诺对违规行为进行处罚。有时，条约包含将书面文件存放在神圣地方（例如出埃及记中的约柜）或安全保管地方的规定。 随著时间的推移，近东盟约的形式和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主前第三个千年的拉加什（Lagash）和乌玛（Umma）的高度复杂的条约。例如，与主前二千年初期的精简、简单的条约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模式有助于我们确定无法通过其他方式确定日期的条约日期。Kitchen 观察到《创世纪》中的条约与主前二千年早期条约相匹配。而出埃及记/申命记（西乃之约）和约书亚记中的条约与主前二千年后期相匹配。 条约。这些圣约的结构提供了另一个证据，证明圣经的年表是可靠的。

 

当他们在迦南上下放牧羊群时，列祖需要与他们的邻居达成协议，这些协议可以用圣经术语描述为盟约或条约。例如，在创世记 14 章 13 节，我们了解到亚伯拉罕与三个亚摩利人的统治者幔利、以实各和亚乃结盟。

在创世记的另外三个地方，我们不仅知道其他盟约或条约的存在，还知道它们的条款。亚伯拉罕和以撒分别与基拉耳人亚比米勒订立条约（创世记 21、26章）； 雅各与拉班达成协议（创世记 31 章）。从这三个盟约的简短报告中，我们可以挑出基本要素。

首先，在每种情况下，开始的誓言都是协议的一部分。要求起誓（创 21:23, 26:28）并起誓（创 21:24, 26:31, 31:53b）。有时，在宣誓之前要请证人∶在雅各与拉班的契约中，一堆石头和一根柱子作为证人（创 31∶44-52）；在亚伯拉罕与亚比米勒的契约中，上帝自己被呼召作见证（创 21:23）。

然后，给出协议或规定。在亚伯拉罕与亚比米勒的契约中，亚伯拉罕要求亚比米勒不要欺负他与他的子孙（暗示尊重家族继承），还规定了关于地域和供水的某些权利（创 21:23、30）。以撒与亚比米勒的协议，包括一项避免敌对行动的规定∶ “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创 26:29）。雅各和拉班在他们的盟约中，在他们的领土之间划定了界线（创 31:52）。

最后，以咒诅为违反条约条款的制裁，这似乎暗示在雅各和拉班宣誓的话中∶ “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鹤的神，……在你我中间判断。”（创 31:53）。此外，契约的完成有时还伴随著仪式。以撒和亚比米勒之间，以及雅各和拉班之间的协议，以盛宴为记（创 26:30, 31:54）；亚伯拉罕显然栽了一棵树来庆祝他与亚比米勒的协议（创 21:33）。

条约和盟约的历史悠久而多样； 我们不能在这里完整地讨论它。但一些基本要素足以说明这一点。

在主前第三个千年，米所波大米最古老的条约，遵循苏美尔人的组成规则。这些条约的特点是在条约的每一部分，都大量重复了标准特征。因此，恩纳图姆（Eannatum ）与 吾玛（Umma） 的条约中的每一项规定或协议，都以正式誓言开头，之后是包含第二次誓言的诅咒。纳拉姆辛（Naram-Sin ）和以拦（Elam）间的条约，同样在每项规定之前都有正式宣誓。再往西方走，在以伯纳（Ebla），事情大大简化。序言和诅咒之后是一长串规定； 然后诅咒违约之人。

最近，一些可追溯到主前二千年早期的马里和垒栏废墟（ Tell Leilan） 的条约已部分面世， [8]    我们可将列祖放置在同一时代。这些条约表现出不同的基本格式——类似于圣经中的列祖合同。首先，神明被引用为约束缔约的誓言的见证人。诅咒不会出现在初步的“小石板”中，而只会出现在最终的“大石板”中。 [c]   祈求神灵和誓言之后，还有一些规定——禁止敌对行动、建立商业联系、结成联盟等等。签订条约时可能会举行仪式，包括宴会和祭祀，或交换礼物。

这些早期的第二个千年条约和创世记中记载的盟约之间，有很多共同特征，是惊人的。 [9]    创世记中描述的条约、联盟和盟约，在形式和结构上与主前三千年的条约不同，但与主前二千年早期的条约非常相似——和我们将列祖时代追溯到第二个千年早期，比如主前 1950 年至 1700 年，是一致的。

后来条约的形式和结构的证据，强化了这一结论。大约在主前 1400 年，中-赫人伊什梅里卡（Hittite Ishmerikka）条约在见证和宣誓之间，宣布规定。这与第二个千年初期的条约不同——无论是那些在圣经中得到证实的条约，还是来自马里和垒栏废墟的条约——在这些条约中，见证和宣誓都在宣布规定之前。

在第二个千年后期，我们看到形式和结构的进一步发展。主前 14 和 13 世纪的许多赫帝国条约，反映了一个精心设计的七重方案∶标题（序言），历史序言，规定，条约交存的背诵，条约的阅读（可省略），证人，诅咒和祝福。

有趣的是，这种七重结构也是西乃之约的特征（出 20-31、34-35；利 1-7、11-26）。出埃及记 20:1 是序言（“神吩咐这一切的话……”）。出埃及记 20:2 紧接著是一段简短的历史序言（“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d]  

第三，有规条，首先是出埃及记 20∶3-17 中的基本规定（十诫），然后是管理社会生活的详细规定（出 21-23、25-31），以及关于神圣神的居所（会幕）的规定（出埃及记 35）。在利未记 1-7 和 11-25 中，规定怎样事奉主神（宗教）和为社团设的其他宗教和社会规范。

第四，文本（大多数英文版本中的“见证”）将存放在圣所中的约柜中（出 25:16）。第五，一个祭坛和 12 根柱子或石碑（代表 12 个支派）可能就是无声的见证人（出 24∶4-8）。最后，祝福（顺服）和诅咒（不顺服）完成整个次序（利未记 26）。

这种 14-13 世纪的形式也出现在申命记 1-32 章和约书亚记 24 章的西乃公约恢复中。在离开西乃山和到达迦南边缘的约旦之间，以色列人中发生了很多事情。因此，例如，在申命记中，我们会找到更长的序言或标题（申 1:1-5），然后是更长的历史序言（申 1:6–3:29），这在那个时期很正常。然后是规定∶申命记 4 章中的基本规定（十诫），第 5-11 章中的更广泛的命令，以及第 12-26 章中更具体的规定。接下来，将立约文件存放在圣所中的约柜中（申 31∶9-13）；同时，摩西命令长老定期向公众宣读律法。作为见证人，希伯来人得到了摩西之歌（申 31:19），其文本在申命记 32 章中，以及约书本身（31:26）；此外，天地也被称为见证人（31:28）。最后，还有一系列祝福（申 28:1-14）和许多诅咒（申 28:15-68）。 [e]  

不寻常的是，根据圣经年表，属于列祖时期的条约，与主前二千年初期的条约相似；西乃之约类似于主前二千年后期的条约。在这两种情况下，圣经年表都得到外部证据的支持。

主前一千年初期的条约又不同了。几乎所有这些条约都只有四个要素∶标题、证人以及诅咒加规定（西方）或规定加诅咒（东方）；他们没有历史序言，没有互惠祝福，没有押金或阅读合同条款。 [10]    如果圣经文本是在主前一千年中期写成的，人们会期望列祖的盟约和条约采用这种形式（西乃盟约也是如此）。相反，条约形式符合圣经记载的时代。简而言之，条约类型学提供了实际的证据证实圣经年表。

 

地理政治条件

第三种证据涉及圣经领域不断变化的地理政治局势。如上所述，在创世记第 14 章中，亚伯拉罕和五位迦南国王在死海附近与他们的封建霸主作战，就是来自以拦、米所波大米和南安纳托利亚（Anatolia）的四位国王组成的联盟。

的确，像亚伯拉罕与他的邻居——迦南小国王——结成联盟是事实。至少从青铜时代早期（主前三千年）直到主前 13 世纪末，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尽管在主前 15 世纪到 13 世纪埃及统治时期，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较小。然而，在主前 12 世纪和 11 世纪，迦南出现了新的情况∶以色列国刚刚出现，非利士联盟的兴起，以及北方阿拉米人（Aramean）力量的巩固。所以迦南的情况对回答我们的年代问题没有多大帮助，只是说亚伯拉罕和迦南国王之间的联盟，一定发生在 12 世纪之前。

但是，再往东，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在米所波大米及其邻国的历史中，我们发现地理政治条件，与创世记第 14 章中的情况，只可能在一个时期相吻合，即根据圣经年表的列祖时代。

在主前三千年后期，米所波大米曾一度由一个单一的势力——乌尔第三王朝统治。这个王朝在主前 2000 年左右被以拦推翻。然后，在大约 250 年的时间里，在大米所波大米，从吾珥到迦基米甚（Carchemish），没有一个单一的权力统治过。取而代之的是，该地区挤满了主要和次要的城邦，在不断变化的联盟中合并和重组。有些，如伊辛（Isin）和拉尔萨（Isin）、马里，然后是亚述和巴比伦，变得比其他更突出。像这样的国家偶尔会领导主要的联盟，但权力仍然存在分歧。正如一个经常被引用的古代文献的人所观察到的∶

 “没有一个国王是靠自己强大的。十（至）十五位国王跟随巴比伦人汉谟拉比；拉尔萨的人里姆辛（Rim-Sin）是如此；伊施嫩纳（Eshnunna ）的伊保皮儿（Ibal-pi-el）如此；加特纳（Qatna）人阿穆特皮埃尔（Amut-pi-el ）也是如此； （还有）正在追随亚姆哈德（Yamhad）人亚里姆林（亚里姆-林）的二十位国王。”  [11] 

这一时期的其他文件反复提到三、四和五国的联盟。  [12] 

尽管米所波大米有大量的楔形文字记录，但没有一个曾有经外记录的国王，被确定为《创世记》第 14 章中与亚伯拉罕联盟作战的。然而，正确的名字与创世记 14 中正确的地方相配∶“暗拉非作示拿王，亚略作以撒王，基大老玛作以拦王，提达作戈印王”（创世记 14:1）。基大老玛（Chedor-laomer） 清楚是一个以拦名字 （Kudur-X 或 Kutur） 类型。  [f]  亚略（Arioch ）是 Arriyuk(ki)/Arriwuk(ki)，在米所波大米的马里和努斯得到证明。暗拉非（Amraphel）则不太清楚。

但提达（ Tid'al）被普遍认为是图德哈利亚（Tudkhalia ）的早期形式，在以安纳托利亚（现代土耳其）为中心的赫人世界中广为人知。有趣的是，根据加帕多家（Cappadocia）亚述商人的档案，图德哈利亚曾是“民族/群体之王”，反映了主前 19 世纪和 18 世纪安纳托利亚政治权力的分裂本质。 [13]   在这些档案中，我们看见酋长（rubaum）和霸主或最高酋长（rubaum rabium）。

此外，从主前三千年开始，到主前二千年初期，从米所波大米到黎凡特（Levant）的军事行动得到了充分证。 （阿卡德和乌尔第三王朝）。  [14]   在列祖时代，亚伯拉罕联盟与东方国王联盟发生战争，当然是合理的。

事实上，第二个千年初期有一个记载，与创世记 14 章相似——尽管它是从相反的角度来看，是东方君王联盟的记载。在马里的艾敦-林（Iahdun-Lim） 的精彩铭文中，我们得知亚述的沙姆希阿达德一世（Shamsi-Adad I）到达黎巴嫩，越过木材山脉，前往地中海；当沙姆希阿达德一世击败了其他四个叛乱的附庸联盟，他献祭庆祝他的成功（正如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奉献十分之一[创 14:20]），并将他的统治和“永久进贡”强加给他所征服的黎凡特人民，直到铭文的那一年。

这段铭文中描述的征服、奴役和反抗与创世记 14∶1-11 类似，但从相反角度来讲述。简而言之，创世记第 14 章中描述的那种军事交战，适合放置在在主前二千年初期。

大约从主前 18 世纪开始。米所波大米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巴比伦的汉谟拉比（Hammurabi ）和亚述的沙姆西-阿达德一世的胜利结束了敌对联盟的时代，无数的米所波大米城邦永远消失了。从那时起，这片土地被亚述和巴比伦两个大国统治。两个世纪以来（约主前 1550-1350 年），他们与米坦尼（Mitanni）共享权力，但仅此而已。

不仅米所波大米的政治版图与创世记 14 章所描述的情况不相符，而且在北部的安纳托利亚，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直到主前 1200 年左右，酋长和霸主都被并入了统治该地区的赫帝国。

后来，在主前第一个千年，黎凡特被北部的阿拉米人和新赫国、南部的以色列（后来的以色列和犹大）和非利士人、沿海的腓尼基人统治，并在适当的时候被 约旦河以东的亚扪、摩押和以东所控制。然而，所有这些都落在了亚述日益增长的阴影之下，在大多数情况下，随著巴比伦在政治上消失了，然后波斯帝国一个接一个地继承了亚述的霸权。

因此，有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符合创世记 14 所反映的条件的时期——主前二千年初期只有在那个时期，米所波大米的局势才允许联盟的转变。直到那时，以拦才积极参与黎凡特的事务，不仅派遣使者前往马里，而且向西远至叙利亚奥龙特斯（Orontes）的卡特纳（Qatna）。  [15] 

 

关于埃及

圣经引述埃及，为列祖追溯到青铜时代中期，提供了额外的证据。亚伯拉罕和雅各都遇见埃及法老。亚伯兰（当时的他）在饥荒期间旅居埃及（创 12∶10-20）； 雅各和他的家人在另一场饥荒期间前往埃及探望约瑟，一直待在那里直到 17 年后他去世（创 45:28–47:28）。我们被告知，雅各定居在尼罗河三角洲东部的歌珊； 但没有理由相信亚伯拉罕曾经深入埃及。 [g]   因此亚伯拉罕和雅各在尼罗河东部三角洲遇见法老和埃及政府。

 

Haifa Museum 雅各的圣甲虫。 这个甲虫形印章中心的象形文字拼出了 Y'qb-HR，这是闪米特语名称 Yaqub 的埃及音译，是“雅各”的一种形式。在以色列海法附近发现的这种圣甲虫可追溯到主前 18 世纪，可能用于密封纸莎草卷轴或作为珠宝首饰，相信是属于迦南国王雅各。 已经发现了许多类似的雅各圣甲虫印章，这不仅表明迦南和埃及之间的密切联系（圣经将以色列人描述为雅各的后裔，雅各从他的家乡迦南搬到埃及，在那里度过了他的后半生），但是，还有雅各这个名字在第二个千年的第一季度很普遍——Kenneth Kitchen认为是列祖的时期。 雅各和创世记中的其他名字（以撒、以实玛利、约瑟夫）被学者们称为“亚摩利未完成式”——一组以“i”或“y”开头的特定名称（例如，名称 Jacob 是 Ya'akov 的英文形式）。Kitchen 指出，这些名字虽然在可追溯到主前二千年初期的创世纪和圣经外的近东资料中很常见，但在后来变得越来越少见。主前一千年及之后的近东档案中几乎没有它们。除了亚伯拉罕之外，所有列祖的名字只有在主前 2000 年到 1750 年左右的那个时代才有通用——表明他们的故事来自那个时期，而不是像许多学者认为的那样来自一千多年后。

 

在第十二和第十三王朝（主前 20 至 17 世纪）时期，埃及法老在尼罗河三角洲东部拥有一座宫殿和寺庙（至少部分地）——命名为 Ro-waty “两条路之门”——来自迦南的沿海公路，与东部三角洲的瓦迪图米拉特（Wadi Tumilat）沿海公路，在此相遇。

第十三王朝之后是主前 17 世纪和 16 世纪的希克索斯（Hyksos）时期。 [h]    希克索斯国王接管了尼罗河三角洲东部的古埃及中心，并将其重建为他们的夏季首都阿瓦里斯（Avaris）。

因此，从主前 20 世纪到 16 世纪这段时间中，我们有另一个理由，可以将它视为列祖时代（主前 19 到 17 世纪），因为埃及政府在尼罗河三角洲东部的歌珊曾经出现。在此之前，没有皇家三角洲前哨，因为古王国的法老的建筑，只远至达布巴斯提斯（Bubastis）。

在希克索斯统治者被驱逐后，埃及本土的权力在第十八王朝的统治下恢复，该王朝派人从西乃边界以南 100 英里的挪弗（Memphis）远征至迦南。在大约主前 1550 年到 1300 年期间，三角洲没有皇家住所。只有第十八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霍朗赫布（Haremhab，主前 1327-1295 年）表示有兴趣在阿瓦里斯更新塞斯（Seth）神庙。

然而，新的第十九王朝起源于东部三角洲，并在那里有一座夏宫，最终将首都迁至由拉美西斯二世建造的兰塞（Pi-Ramesse）。这是出埃及记事件的剧场（出 1:11, 12:37）。

主前12世纪，在拉美西斯六世之后，兰塞被弃置，其宏伟的建筑变成了采石场。之后（主前 1070-300 年），东部三角洲的塔尼斯（Tanis）/锁安（Zoan）是埃及通往黎凡特的入口，正如《诗篇》和后来的先知中提到的那样。诗篇 78:12, 43 显示出埃及时代是“铁器时代”观点，并引用了它在“埃及地，琐安田”的奇迹。以赛亚蔑视法老在琐安的官员为极其愚昧（赛19:11, 13）；后来，以西结宣布琐安和其他埃及城市即将毁灭（结 30:14 ）。

同样，我们对尼罗河三角洲东部埃及人住所的了解，与我们在圣经叙述中发现的，关于主前二千年早期的两位列祖的时间顺序一致。 以及主前二千年后期的出埃及记——这些事实对于主前六世纪或五世纪的写作者来说，几乎没有可能知道。

 

 

尼罗河三角洲和东部三角洲的主要埃及城市。圣经人物与埃及的接触一般发生在这个地区；这种接触的时间和地点，与我们对三角洲这些城市兴衰的了解，互相吻合。

 

 

列祖的名字

为了有不同的论点的思路，列祖的名字本身的形式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列祖时代的日期。以撒（Isaac）、雅各（Jacob）、约瑟（Joseph）， 甚至以实马利（Ishmael，亚拉罕和夏甲 的儿子）在他们的原始语言（Yitzchak、Ya'akov、Yoseph 和 Yishmael）中都有以 i/y 前缀开头的名字； 西北闪米特语的学者称这些“亚摩利未完成式”（Amorite imperfective）[i]  的名字。

很久以前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带有 i/y 前缀的“亚摩利未完成式”的名字，在主前二千年早期的马里文档中很常见。 [16]  

然而，最近，一位著名学者质疑使用这种资料来确定列祖时期的日期。根据 P. Kyle McCarter 的说法，“没有理由相信它的使用 [“亚摩利未完成式”的名字] 在青铜时代中期之后减少了；在青铜时代晚期，它在迦南的加乌加里特（Ugaritic） 和阿马尔奈（Amarna） 的名字中得到了充分证据。因此，虽然“雅各”这个名字在青铜时代中期很常见，但它也出现在青铜时代晚期的资料中，相关的名字出现在象岛（Elephantine，主前 5 世纪）和帕米拉王国（Palmyrene，主前 1 世纪至 3 世纪）中。 公元世纪）的亚兰文中。”  [17] 

但这完全不是真实的。 在主前第三个千年，“i/y-”的名字已经为人所知，例如，在以伯纳。但目前还没有关于它们出现频率的数据。然而，至于主前二千年初期，我们确实有数字。有一个研究，搜集了主前二千年初期 6,000 多个人名中，以“ i/y ”开头的近 1,360 个人名中，有 16% 属于“亚摩利未完成式”。所以，这种类型占所有以“ i/y ”开头的名称的 55%。

将此与青铜时代晚期（主前二千年后期）进行比较，后者包括来自阿马尔奈遗址和乌加里特的档案。在乌加里特，在 1,860 个按字母书写的名字中，只有 40 个是“亚摩利未完成式”的，仅占 2%。在音节书写的名字中，4,050 个名字中只有 120 个属于这种类型，仅占 3%。在所有以 i/y 开头的名字中，“亚摩利未完成式”的数字下降到 30% 和 25%——也就是说，大约是列祖时代的一半。这些事实完全反驳了McCarter关于使用这些名称并没有“减少”的说法。

在铁器时代，McCarter的立场更糟糕。在所有腓尼基人的名字中，“亚摩利未完成式”的，只占 6%，仅占所有 i/y 名字的 12%。在亚拉姆语中，“亚摩利未完成式”的相应数字略高于 0.5%，这些仅占所有以“ i/y ”开头的名称的 12% 以上。从亚述人的资料来看，第一个千年的近 5,000 个名字中只有十几个属于“亚摩利未完成式”类型，可怜的为 1 %的1/4；而这些“亚摩利未完成式”的名字只占所有 i/y 名字的 1.6%。

此外，McCarter 的 Palmyrene 名字的例子是一个名叫 Jacob 的犹太人——对于这个名字的有多通用来说，难于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论据！

因此，再一次，当点算可用的独立证据时，结果是相同的∶这种名字，除了亚伯拉罕以外的所有列祖，根据这里出现的年代顺序，确实主要属于列祖时代——主前二千年早期。 或青铜时代中期。 [18]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在考古记录中，在主前三千年和二千年，这是近东的普通人使用些名字；不是部落名称、神名称或地名，正如人们不时错误地宣称的那样。 [19]  

 

列祖的社会世界

确实，过去试图将列祖的社会世界与努斯泥版（主前 15 世纪）所反映的社会世界，进行比较的努力，在许多方面都失败了。例如家中神像、图像、出售与生俱来的权利、临终祝福、“姐妹情谊”等的比较，都不适合。所以，已经清扫了Thomas Thompson和John Van Seters等所谓的“解构主义”学者的意见。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个可靠的、真实的合法的比较，再次指向主前二千年初期的列祖叙事中的社会特征。

这些合理的比较点之一与继承法有关。雅各有两个妻子，拉结和利亚，每个人都给他提供了一个妾，辟拉和悉帕，雅各的四个女人都生了儿子。在雅各最后的祝福中（创世记 49 章），所有的儿子显然都平等地分享了产业； 没有迹象表明长子有双份。

然而，在出埃及时流传下来的法律中，最年长的确实得到了双倍的份额。在申命记 21 章 15-17 节中，得双份的原因在于长子是“［父亲］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在雅各的祝福中也使用了同样的词来形容流便——“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创 49:3）——但在这个早期，流便和犹大都没有得到 双份。

我们确实有关于古代近东继承法的经外信息。主前 20 世纪，立比特-伊什塔尔（Lipit-Ishtar）的法律规定所有孩子们均等分享。 [20]     200 年后，也就是主前 18 世纪，汉谟拉比的法律赋予男人第一任妻子的儿子“首选”。然后，从主前 18 世纪到 15 世纪，根据马里和努兹的法律，亲生的长子确实得到双份，而养子则没有。在第一个千年的新巴比伦法律中，当一个男人有两个妻子时，第一个妻子的儿子得到双份，而第二个妻子的儿子只得到一份。 [21]  

创世记 49 章雅各儿子的继承权，和申命记中描述的出埃及时长子得双份的法律，与经外文献中描述的继承法的发展是一致的——为我们确定 青铜时代中期的列祖。

 

古代叙事文

那么创世记中的列祖故事是什么呢？ 是历史还是只是童话？还是介于两者之间？. 再次，让我们以经外证据为指引。从埃及、米所波大米、叙利亚、安纳托利亚和其他地方，我们有大量的叙事文。这些著作（不包括皇家铭文和仅与众神有关的神话）可分为三大类∶首先，关于个人的自传和传记叙述；其次是历史传奇，旨在讲述过去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第三，纯虚构的故事，通常以匿名演员为主。列祖叙事介于第一组和第二组之间，比第二组更接近第一组。换句话说，完全根据外部数据（不是我们的偏见）来判断，列祖传统将被判断为基本事实。 [22]    这些叙述中可能存在一些传奇特征，并不能否定它们所提到的个人的历史性。

我们可以将列祖叙事与约主前 1600 年埃及的“威斯卡纸莎草卷”（Papyrus Westcar）进行比较。这份文件讲述了一千年前约主前 2600 年古王国时期皇家宫廷中的一些魔术师的传奇故事。然而，尽管时间流逝，而传说神奇，但所有四位国王都绝对是历史人物（从其他纪念碑知道），按照正确的顺序讲述。之后王朝的三位创始人，也以正确的顺序提到。一些魔术师也是著名的历史人物，而另一些则来自那个遥远的时期。如此，完美的叙述并不保证角色是虚构的。

这部分回答了关于所谓真实人物的传统故事，是否可以从主前 1600 年左右（约瑟）流传到大约主前 1200 年 （摩西），然后到主前 950 年左右（所罗门）——并在主前五世纪被记录（以斯拉记）——仍能保留基本可靠的信息。

还有相当多的额外证据。我们从赫人得到主前 16 至 13 世纪的阿尼塔事迹（Deeds of Anittas）副本。它保存了一位在主前 19 世纪或 18 世纪更早盛世的库萨拉（Kussara）王子的可靠记录。

来自叙利亚小而富有的城邦乌加里特，乌加里特当地国王的名单（约主前 1200 年）从奠基人亚卡鲁（Yaqaru，约主前 1900 年或 1800 年），直追溯大约 36 位国王，跨度为 600 至 700 年； 来自另一份文件的数据可能会将这一传统推前至主前 2000 年。 [23]  

在米所波大米，巴比伦的汉谟拉比和亚述的沙姆希-阿达德一世（Shamshi-Adad I）的非皇族祖先，被记录下来。即使不完美，也可以追溯到他们皇室血统之外的好几代人。[24]   

在埃及，普通的私人家庭能够追踪他们几个世纪以来的祖先。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涉及一个名叫摩西（不是圣经中的摩西）的埃及人，他在拉美西斯二世（约主前 1250 年）的统治下赢得了一场诉讼，因为他祖先在主前 1550 年左右的一块地——这人独立地证明了 当时的当代记录。 [25]  

一位在塞索斯一世（Sethos I，主前 1290 年）在底比斯（Thebes）的阿蒙（Amun）神庙任职的制图员，可以追溯并指出他祖先（叙利亚血统）的姓名，追溯到七代前，可能是图特摩斯三世（Tuthmosis III，主前 1450 年）的时代。 [26]  

鉴于其他近东民族保存了准确的信息，甚至长达一千年，早期的希伯来人没有先验的理由不能做同样的事情。

的确，《创世纪》的叙述带有一些长期流传的痕迹。我们已经研究了将列祖置于主前 1900 年至 1600 年期间的特征。但这些叙述也显示它们后期历史的痕迹。创世记 47:11 中的“兰塞境内的地”一词属于主前 1279-1140 年（当拉美西斯兴盛时），既不早也不晚； 这句话大约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出现。还有其他各种示例∶

在创世记 14 章 14 节，我们读到亚伯兰“直追到但”。从士师记 18:29（主前 12 到 11 世纪），我们知道这座城市在被但族人征服之前称为拉亿，所以创世记 14:14 中但城的名字，在但人征服拉亿之前的某个时间，曾经改名，或被包括在内。[j]

同样，创世记 36 章的家谱为我们提供了“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以先”，在以东地作王的名单（创世记 36:31），尽管，直到主前 11 世纪末或 10 世纪，以色列才有王。这段经文一定是在主前 11 世纪后期之后的某个时候采用了这种形式。[k]

同样的现象，被研究古代著作者称之为“现代化”的现象，也发生在非圣经文本中。  [27] 

许多所谓的圣经学术是基于猜测或聪明的预感，而不是基于独立事实支持的牢固参考框架。结果是对竞争对手阵营带来无用和无休止的争议，又盲目地为自己加分。 说白了，不能这样做的。

然而，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基本的传下来的轮廓——从列祖到出埃及，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统一王国，然后是以色列和犹大的分裂王国，以及被虏和回归——基本上是健全的∶完全没有必要“重建”早期的希伯来历史。威尔豪森的事业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失败。 [28]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那些决心证明以色列直到被掳之前的历史，只是编造出来的学者的著作。

我们不应试图解构，而应设法修正我们对基本健全的历史轮廓的认识，并努力以考古学发现的大量外部数据来补充。

 

 

作者

KENNETH A. KITCHEN is the Personal and Brunner Professor Emeritus of Egyptology and Honorary Research Fellow at the School of Archaeology, Classics and Egyptology,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Eng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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