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体   简体  

巴特埃爾曼的福音(詳批《製造耶穌》或《錯引耶穌》)

張逸萍譯自﹕“The Gospel according to Bart”  by Daniel B. Wallace   https://bible.org/article/gospel-according-bart

 

有人因讀《錯引耶穌》或作《製造耶穌》而放棄信仰。這本書有什麼內容這麼震撼呢?其理據是否值得相信呢?丹尼爾·B·華萊士(Daniel B. Wallace)教授的這篇回應為你解釋。但是“文本批判”是非常複雜的,所以華萊士教授的文章亦不簡單。為此,預備了短短的摘要﹕——

=========================  

這書的第 1-4 章,基本上是對該領域的一般性介紹,並且做得非常好。可是,他表揚本格爾(Bengel)在文本批判中的工作,但不提他的“文本差異正統說”(doctrine of the orthodoxy of the variants),就是說,聖經抄本雖然有差異,卻沒有動搖任何福音派教義的信條。(恐怕這正和《錯引耶穌》意圖給人的印象,剛剛相反。)

再者,埃爾曼很少討論各種手稿,而且誇大了差異的質量,同時強調了它們的數量。對希臘文和手稿有認識的人,都看得出埃爾曼的動機是為了挑釁。

聖經,埃爾曼指出,在我看來,它是一本非常人的書……從頭到尾都是一本人的書。《錯引耶穌》中強調的兩個基本神學觀點:首先,正如我們之前提到的,談論聖經無誤是無意義的,因為我們沒有最早的底本;其次,手稿中的差異改變了新約的基本神學。

在其餘幾章中,埃爾曼開始舉出他用以攻擊聖經的例子。華萊士教授逐一解釋如下﹕

 

1)馬可的最後十二句、行淫時被拿的女人、約翰壹書57-8

 學者們同意,馬可的最後十二句、行淫時被拿的女人,這兩段不在最舊和最好的手稿中。可惜,大部分翻譯本,因為各種原因,仍然包括它們。

至於約翰壹書57-8節的“三位一體公式”,只有少數很晚期的手稿有這節經文。所以,很多現代譯本都沒有它。

埃爾曼提出這三段經文,居心可見。

 

2希伯來書28-9

 埃爾曼認為靠著上帝的恩典”——χάριτι θεου'——是後來的;相反,他認為和上帝分開,或 χωρὶς θεοῦ,才是作者最初寫的。

但是,聯合聖經公會給前者的評級是A。而且無論哪個版本正準,都沒有影響任何新約教義。

 

3)馬可福音一章41

 埃爾曼認為應該是ὀργισθείς變得憤怒),而不是 σπλαγχνισθει…vς因同情而感動)。

但是,無論是哪個才是最早最正確,都不能影響我們對耶穌的認識。

 

4馬太福音2436

埃爾曼表示,許多手稿,包括一些早期和重要的手稿,都沒有 οὐδὲ ὁ υἱός (子也不知道)。它是否真實,存在爭議。

但是,平行經文,馬可福音 1332節中的措辭﹕ 除了父之外,沒有人知道——天上的天使和子都不知道。”所以,即使埃爾曼的解釋是對的,這平行經文已經告訴我們,耶穌並不知道祂再來的時間。

 

5約翰福音118

 埃爾曼認為,應該是兒子,而不是上帝,才是對的。對這節經文的討論,最為錯綜複雜。簡而言之,埃爾曼的理據是﹕μονογενής 後面也是一個名詞,將 μονογενὴς θεός 作為兩個並列的名詞,是錯的句法。

 但是,華萊士教授提出七節經文,說明有時兩個名詞並列,可作形容詞用。

 

結論﹕

 所以,華萊士教授說﹕認為新約手稿中的差異改變了新約神學的想法,充其量是誇大其詞。我們可以結論說,還未有改變新約核心教義的重要文本差異

 這樣的挑釁,有如《達文西密碼》,是嘩眾取寵,製造恐慌和不安。但是華萊士教授提醒牧長們要保護羊群,不是不讓他們知道這些學術問題,反要預早教導,讓他們知道,免得他們不能在挑戰前站穩。

 =============================  

此外,駱鴻銘弟兄已有一篇撮譯﹕「書評:巴特﹒葉爾曼著, 《製造耶穌史上No. 1暢銷書的傳抄、更動與錯用》

最後,請參考﹕「“錯引”耶穌?反駁巴特埃爾曼的《製造耶穌》

  

 

 

對於大多數新約學生來說,一本關於文本批判(textual criticism)的書,會叫他打阿欠。乏味的細節不會成為暢銷書的內容。但自 2005 11 1 日出版以來,《製造耶穌》(或作《錯引耶穌》,Misquoting Jesus2 , 一直向著亞馬遜銷售榜的高峰盤旋,而且越來越高。自從這位北美領先的文本批判家之一,巴特.埃爾曼(Bart Ehrman)出現在 NPR 的兩個節目(Diane Rehm Show Terry Gross Fresh Air ——都在一周的時間內——它一直在亞馬遜的前五十名暢銷書中。在三個月內,銷量超過 100,000 本。今年 3 5 日,《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 的尼莉·塔克 (Neely Tucker)訪問埃爾曼時,埃爾曼的書銷量更猛增。塔克先生說埃爾曼是一位“基要主義學者,他對基督教的起源如此執著,以至於他完全放棄了信仰。”3 九天后,埃爾曼成為喬恩·斯圖爾特(Jon Stewart)每日秀(The Daily Show)的嘉賓名人。斯圖爾特說,視聖經為正統文士所故意破壞的,這使得聖經 “更有趣……在某些方面幾乎更神聖。”斯圖爾特在採訪結束時說:我真的祝賀你。 真是一本好書! 48 小時內,《錯引耶穌》就登上了亞馬遜銷售巔峰,哪怕只是片刻。兩個月後,銷售仍然很高,停留在 最暢銷的25 本書左右。它“已成為今年最不可能的暢銷書之一。”4 對於一本話題沉悶的學術巨著來說,不錯!

 

 為什麼有這樣的喧囂?嗯,一方面,講耶穌,有銷路。但不是聖經中的耶穌。有銷路的耶穌,是迎合後現代人口味的。一本名為《製造耶穌:史上NO.1暢銷書的傳抄、更動與錯用》(Misquoting Jesus: The Story Behind Who Changed the Bible and Why)的書,希望藉著新證據,證明聖經中的耶穌是虛構的,所以能創造了一群現成的觀眾。諷刺的是,幾乎埃爾曼所討論的文本差異  [1],都沒有涉及耶穌講的話。這本書根本文不對題。埃爾曼比較喜歡“傳抄更改”( Lost in Transmission)的題目,但出版商認為“巴諾書店”( Barnes and Noble) 的顧客們可能會認為這本書是關於賽車的!儘管埃爾曼沒有選擇他的最終標題,但它已成為出版成功之舉。

 

更重要的是,這書之所以暢銷,是因為它吸引了懷疑者,他們想得到不相信的理由,他們認為聖經是一本神話。說聖經中的故事是傳說,是一回事;說其中許多是在幾個世紀後添加的,則完全是另一回事。雖然埃爾曼並沒有這麼說,他給人的印象是﹕新約的原始形式與現在閱讀的手稿,大不相同。

 

 根據埃爾曼的說法,這是第一本為非專業讀者編寫的關於新約文本批判的書——這門學科已經存在了近 300 年。5 顯然,他沒有計算“只讀欽定版聖經”(KJV Only)倡導者所寫的幾本書,或者與他們互動的書籍。似乎埃爾曼的意思是,這第一本,新約文本批判學的一般性書籍,是由一位真正的文本批判家為非專業讀者編寫的。這很可能是真的。

 

文本批判學入門

《錯引耶穌》的大部分內容只是新約文本批判入門 101.包括引言和結語在內,共有七章。本書的大部分內容(第 1-4 章)基本上是對該領域的一般性介紹,並且做得非常好。它向讀者介紹了引人入勝的抄寫聖經世界、封聖過程以及希臘文新約的印刷文本。它討論了以“合理綜觀法”(reasoned eclecticism[2] 的基本方法。在這四章中,討論不同方面———文本差異、早期教父的引述、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間的辯論,讓讀者熟悉文本批判這個晦澀的領域中的一些挑戰。

 

1 章(基督教聖經的開端)闡述了新約書籍的寫作原因,人們如何接受,以及它們何時被接受為聖經。

2 章(早期基督教著作的抄寫員)涉及對文本的抄寫更改,包括有意和無意的。在這裡,埃爾曼將標準的文本批判信息,與他自己的解釋,混合在一起。這種解釋絕不是所有文本批判家,甚至大多數人都不同意的。本質上,他把抄寫活動描繪得非常陰暗,6  讓粗心的讀者以為我們沒有可能恢復新約的原始措辭。

 

3 章(新約文本)和第 4 章(探尋起源)將我們從伊拉斯謨計劃Erasmus)和第一部出版的希臘新約,帶到韋斯科特和霍特(Westcott and Hort)的文本。討論了從 16 世紀到 19 世紀的主要學者。這是本書中最客觀的材料,引人入勝。但即使在這裡,埃爾曼藉著他對材料的選擇,注入了自己的觀點。例如,在討論本格爾(Bengel)在文本批判史(109-112)中所起的作用時,作為學者,埃爾曼對這位虔誠的德國保守派給予高度評價:他對聖經文本的解釋,極其謹慎109); 本格爾認真地研究一切111)。埃爾曼談到本格爾在文本批判方面的突破(111-12),但沒有提到他是第一個闡明“文本差異正統說”(doctrine of the orthodoxy of the variants)的重要學者。這是一個奇怪的遺漏,因為一方面,埃爾曼很清楚這一事實,因為現在由魯斯·梅茨格(Bruce Metzger)和巴特埃爾曼寫的《新約經文》(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的第四版中, 7 就在《錯引耶穌》出版前幾個月出現,作者們指出﹕「本格爾 以特有的精力和毅力,取得了他有可能得到的所有版本、手稿和早期翻譯。經過長時間的研究,他得出的結論是,差異的數量比預期的要少,而且正如所預期的,它們沒有動搖任何福音派教義的信條 8  另一方面,埃爾曼反而提到了與本格爾同時代的衛斯坦( J. J. Wettstein),他在 20 歲的年幼時候,就認為這些差異 不會削弱聖經的可信度或完整性, 9  但多年後,在仔細研究了文本,衛斯坦在開始認真思考自己的神學信念之後,改變了自己的觀點。”10  人們很容易認為埃爾曼可能會看到他自己和衛斯坦之間的相似之處:和韋特斯坦一樣,埃爾曼在大學時也是一名福音派教徒,但在他年紀更成熟的時候,改變了他對文本和神學的看法。11 但是本格爾提供的模型——一這位清醒的學者,得出相當不同的結論——被悄悄地遺忘了。

 

同樣奇怪的是,蒂申多夫(Tischendorf)孜孜不倦地發掘手稿,又出版全備的希臘文本批判,他的動機是什麼?蒂申多夫被公認為有史以來最勤奮的新約文本批判家。促使他恢復文本最早形式的願望是——他相信該文本會為正統基督教護航,反對鮑爾(F. C. Baur) 及其追隨者的黑格爾(Hegel)式懷疑論。《錯引耶穌》中沒有提到這些。

 

除了對學者及其意見的選擇性地報導之外,這四章還有兩個奇怪的遺漏。首先,幾乎沒有關於各種手稿的討論。就好像外部證據對埃爾曼來說,是沒有什麼意的。此外,儘管他向非專業讀者介紹了該學科,但他沒有向他們提供有關哪些手稿更值得信賴、更古舊等細節的事實,使讀者能夠控制得到的信息。我在閱讀這本書時,反复地感到沮喪,因為它談到了各種文本的不同,但沒有提供太多支持它們的數據(如果有的話)。即使在他的第三章——“新約文本:版本、手稿和差異”——對手稿的討論很少,也完全沒有討論個別的抄本。在專門處理手稿的兩頁中,埃爾曼只談到了它們的數量、性質和差異。12

 

其次,埃爾曼誇大了差異的質量,同時強調了它們的數量。他說:我們手稿中的差異,比新約中的字數還要多。13 在其他地方,他指出差異的數量高達 400,00014 這是事實,但本身也是誤導。任何教導新約文本批判的人都知道,這個事實只是整幅圖畫的一部分,如果不加解釋地在讀者面前搖晃,那就是一種扭曲的觀點。但發現這些變體中的絕大多數都是無關緊要的——涉及甚至無法翻譯的拼寫差異、帶有專有名詞的冠詞、詞序變化等等——並且只有極少數的差異改變了文本的含義,整個畫面開始清楚了。事實上,只有大約 1% 的文本差異是有意義,而且可能帶來後果的。15  埃爾曼有時在整本書中給人一個印象——並在採訪中重複 16 ——就是對原文所使用措辭,非常不確定,17  這是一種遠比他實際所接受的,更為激進的觀點。18

 

我們可以這樣來說明事情。希臘文新約中約有 138,000 個單詞。手稿、版本和早期教父中的差異,幾乎是這個數字的三倍。乍眼一看,這是一個驚人的數量。但考慮到其可能性,它實際上是微不足道的。例如,請考慮希臘語中,表達耶穌愛保羅的方式:

1.      ᾿Ιησοῦς ἀγαπᾷ Παῦλον

2.      ᾿Ιησοῦς ἀγαπᾷ τὸν Παῦλον

3.      ὁ ᾿Ιησοῦς ἀγαπᾷ Παῦλον

4.      ὁ ᾿Ιησοῦς ἀγαπᾷ τὸν Παῦλον

5.      Παῦλον ᾿Ιησοῦς ἀγαπᾷ

6.      τὸν Παῦλον ᾿Ιησοῦς ἀγαπᾷ

7.      Παῦλον ὁ ᾿Ιησοῦς ἀγαπᾷ

8.      τὸν Παῦλον ὁ ᾿Ιησοῦς ἀγαπᾷ

9.      ἀγαπᾷ ᾿Ιησοῦς Παῦλον

10.  ἀγαπᾷ ᾿Ιησοῦς τὸν Παῦλον

11.  ἀγαπᾷ ὁ ᾿Ιησοῦς Παῦλον

12.  ἀγαπᾷ ὁ ᾿Ιησοῦς τὸν Παῦλον

13.  ἀγαπᾷ Παῦλον ᾿Ιησοῦς

14.  ἀγαπᾷ τὸν Παῦλον ᾿Ιησοῦς

15.  ἀγαπᾷ Παῦλον ὁ ᾿Ιησοῦς

16.  ἀγαπᾷ τὸν Παῦλον ὁ ᾿Ιησοῦς

 

這些變化僅代表可能性的一小部分。例如,如果句子中使用 φιλεῖ 而不是 ἀγαπᾷ,或者如果它以 δεvκαιv μέν 等連接詞開頭,則其變化可能是指數增長。再考慮同義詞(例如,以 κύριος 表示 ᾿Ιησοῦς)、拼寫差異,附加詞(例如 Χριστός ἅγιος Παῦλος),並且影響語句本質的可能差異,如果都列出,可增加到數百個。如果像耶穌愛保羅這樣簡單的句子,可以有這麼多微不足道的變化,那麼新約抄本中僅 400,000 個差異,似乎幾乎可以忽略不算的。19

 

但這些批評都是小挑剔。這本書的前四章沒有什麼真正驚天動地之處。反之,我們在引言中看到了埃爾曼的動機,最後三章揭示了他的議程。在這些地方,他特別挑釁,並傾向於誇大其詞和不合邏輯。我們這篇回應文章的其餘部分,重點放置在關注這些材料上。

 

埃爾曼的福音派背景

在序言中,埃爾曼談到他的福音派背景(三年在穆迪聖經學院〔Moody Bible Institute〕,兩年在惠頓學院〔Wheaton College〕,也是他第一次學習希臘語地方),然後是在普林斯頓神學院(Princeton Seminary)的道學士(M.Div)和博士學位。正是在普林斯頓,埃爾曼開始拒絕接受他的一些福音派教養,尤其是當他在新約文本的細節中掙扎時。他說,研究新約手稿,在他的腦海中產生越來越多的懷疑: 我一直再想到我的基本問題:我們說聖經是神無誤的話語,如果事實上我們沒有神無誤默示的話語,只有文士抄寫的話語,那對我們有什麼幫助? ——〔文士的抄寫〕有時正確,有時(很多次!)不正確?20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它在《錯引耶穌》中佔有突出地位,並在整本書中反復出現。不幸的是,埃爾曼並沒有真正花太多時間直接面對它們。

 

在攻讀碩士學位期間,他參加了史多利(Cullen Story) 教授的馬可福音課程。在他的學期論文中,他寫了耶穌談到大衛進入聖殿的問題,當亞比亞他是大祭司的時候(可 2:26)。眾所周知,這是聖經無誤問題的關鍵,因為根據撒母耳記上 21章,大衛進入聖殿的時間,亞比亞他的父親亞希米勒是祭司。但埃爾曼決心解決這個看來簡單的含義,以挽救聖經無誤。埃爾曼告訴他的讀者,史多利教授對論文的評論直接貫穿了我的內心。 他寫道,也許馬可搞錯了。’”21  這是埃爾曼靈命之旅的決定性時刻。當他得出結論,認為馬可可能犯了錯誤時,閘門打開了。22  [3] 他開始質疑許多其他聖經文本的歷史可靠性,導致他對聖經的理解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聖經,埃爾曼指出,在我看來,它是一本非常人的書……從頭到尾都是一本人的書。23

 

在這一切中,讓我印象最震驚的是埃爾曼將無誤性與聖經的一般歷史可靠性聯繫在一起的程度。這對他來說是一個“要么全有、要么全無”的提議。他看事情,似乎是非黑即白,因為他用這些話結束了他的證詞: 這是一個徹底的轉變,從視聖經作為我們信仰、生活和未來的無誤藍圖,變為將其視為一本絕對是人的書......這是我自己的思想轉變,我最終做出了決定,現在我完全致力於此。”24  因此,他對文本的看法似乎沒有中間立場。簡而言之,埃爾曼所堅持的,似乎是我所說的骨牌教義觀點。當其中一塊倒下,其他都會倒下。 我們將在結論中再談這個問題。

 

聖經的正統訛誤

本書的核心是第 56 7 章。在這裡,埃爾曼特別討論了他的主要著作《正統訛文》(The Orthodox Corruption of Scripture)中的發現結果。25  他的最後一章結束了他在這段中所要討論的論點: 如果說——正如人們有時這樣講——說我們文本的改變,與文本的含義,或從中得出的神學結論,沒有真正的關係,那將是錯誤的。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到情況恰恰相反。26

 

我們停下來留意《錯引耶穌》中強調的兩個基本神學觀點:首先,正如我們之前提到的,談論聖經無誤是無意義的,因為我們沒有最早的底本;其次,手稿中的差異改變了新約的基本神學。

 

否認底本無誤的邏輯謬誤

儘管埃爾曼並沒有真正發展出這第一個論點,但它確實值得回應。我們需要首先仔細區分“逐字默示”和“無誤”。默示與聖經的措辭有關,而無誤與陳述的真實性有關。美國福音派人士普遍認為,只有底本是默示的。然而,這並不是說,抄本不可能無誤。事實上,與聖經無關的說話,也可以是無誤的。如果我說,我已婚,有四個兒子、兩條狗和一隻貓,那是沒有錯誤的。它不是神的默示,也與聖經完全無關,但它是真實的。同樣,無論保羅在羅馬書 51節 中說我們〔與神〕相和還是讓我們〔與神〕相和,這兩種說法都是正確的(儘管每一種說法的意義不同),儘管其中只有一個是默示的。當我們考慮新約的文本的差異,牢記這一區別應該可以澄清問題。

 

不管人們對聖經無誤教義的看法如何,以“未知的底本”為理由反對它,在邏輯上是錯誤的。之所以如此,有兩個原因。首先,我們在手稿的某處有新約的文本。沒有必要猜測,除了一兩個地方。27  其次,那些含有“可能有影響的差異”的文本,對無誤的影響,不比其他安全的文本更大。現在,可以肯定的是,文本差異,對無誤呈現了一些挑戰。我們不否認。但是,當涉及到無誤所面臨的問題時,還有更重要的。因此,如果推測怎樣校訂是不必要的,而且如果沒有“有影響的差異”被視為無誤的問題,那麼“沒有底本”的問題,對這教義來說,無實際意義。當然,對“逐字默示”的爭議,不是無意義;但對“無誤”,卻是無意義的。28

 

文本差異有沒有影響基本教義?

埃爾曼的第二個神學觀點在他的書中佔了中心位置。它也將同樣地佔用本文的其餘編幅。

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中,埃爾曼討論了幾段經文,據說其中的文本差異,影響核心神學信仰。他在最後一章總結了他的發現如下:

在某些情況下,文本的真正含義受到威脅,這取決於人如何解決文本問題:耶穌是不是一個憤怒的人 [馬可福音 1.41]?面對死亡,祂是否完全心煩意亂 [希伯來書 2.8-9]?祂有沒有告訴的門徒,他們可以喝毒而不受傷害 [馬可福音 16.9-20]?祂是不是只用一個溫和的警告就讓淫婦逍遙法外[約翰福音 7.53-8.11]?新約聖經 [約翰一書 5.7-8] 中是否明確教導了三位一體的教義?耶穌在那裡真的被稱為獨一的神[約翰福音 1.18]?新約是否表明,即使是神的兒子自己,也不知道末日何時到來 [馬太福音 24.36]?還有很多這樣的問題。所有這些都與如何解決手稿怎麼樣傳流到我們的困難有關。29

 

很明顯,這樣的總結,旨在把焦點放在埃爾曼所發現的主要問題經文段落。因此,遵循了拉比“舉重以明輕”(a maiore ad minus)老套30,或說,以更大的爭論比較小的。我們將只討論這七個文本。

 

問題經文段落的問題

 

一個多世紀以來,大多數新約學者(包括大多數福音派新約學者)都認為其中三段是不真實的(馬可福音 169-20節;約翰福音 753節至811節;約翰一壹書 57-8節)。31 然而,埃爾曼說來,似乎刪除這些經文段落,會動搖我們的神學信念。 但是,情況並非如此。(其中一段﹕約翰壹書 57-8節,容留待結束時再討論。)

 

馬可的最後十二句和行淫時被拿的女人

 

 同時,埃爾曼含舉出了一個合理的問題。今天幾乎看一看任何英文聖經,就會發現馬可的較長結尾,和行淫時被拿的女人的段落,可以在它們通常的地方找到。因此,不僅 KJV NKJV 有這些段落(正如預期的那樣),ASVRSVNRSVNIVTNIVNASBESVTEVNABNJB NET 也有這些段落。然而,翻譯這些譯本的學者們,大體上並不認同這些文本的真實性。原因很簡單:它們沒有出現在最古老和最好的手稿中,而且它們的內部證據顯然與真實性背道而馳。那為什麼它們還在這些聖經中呢?

 

這個問題有不同的答案。對一些人來說,似乎由於基督徒傳統上比較膽怯,所以它們出現在聖經中。還有一些似乎是好的原因。理由通常是,如果缺少這些著名的段落,沒有人會購買某個版本。如果他們不買那個版本,它就不能影響基督徒。由於教皇當局的授權宣佈該段落應被包括為聖經一部分,因此一些翻譯包括行淫時被拿的女人那段。NEB/REB 將它包括在福音書的末尾,而不是在其傳統位置。TNIV NET 的兩個段落都以較小的字體使用括號括起來。當然,較小字體使人難於在講壇上閱讀。. NET 對這些經文的不真實性,有冗長的討論。大多數翻譯都提到,這些段落在最古老的手稿中找不到,但今天的讀者很少注意到這種評論。我們怎麼知道呢? 來自埃爾曼的書所產生的波浪,我們知道大家沒有留意。在採訪埃爾曼的廣播、電視和報紙中,行淫被拿的女人的故事,幾乎總是第一個被他認為是不真實的文字,而提及的目的是為了讓觀眾感到震驚。

 

讓公眾了解有關聖經文本的學術秘密並不新鮮。愛德華·吉本 (Edward Gibbon) 在其六卷本暢銷書《羅馬帝國的衰落與衰落》(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中指出,約翰一書 57-8節的“三位一體公式”,或作“約翰短句”(Comma Johanneum),並不真實。32  這讓 18 世紀的英國公眾感到震驚,因為他們唯一的聖經是欽定版聖經,包含這“公式”。 其他人在他之前也曾這樣做過,但僅限於學術界和學者圈子。 吉本曾公開地這樣做,用的語言旨在冒犯。 33 然而, 1885 年修訂版出現時,其中沒有“約翰短句”的痕跡。今天,該文本已不再以現代譯本印刷,而且幾乎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

 

埃爾曼仿效吉本,讓公眾了解馬可福音 169-20節和約翰福音 753節到811節的不真實性。不過,這裡的問題有點不同。後文尤其附有強烈的情感包袱。多年來,這是我最喜歡的聖經中沒有的段落。即使在我拒絕了它的文學/正典的真實性之後,我仍會把它當作真實的歷史敘事來宣揚。我們都知道傳道人不能完全放棄它,即使他們也對此表示懷疑。但這樣做有兩個問題。首先,就這兩段經文的受歡迎程度而言,約翰福音 8 章是壓倒性,但其經外證據明顯比馬可福音 16 章差。同一位宣佈馬可福音不真實的講員會讚美約翰福音 8 章的美德。這種不一致,令人震驚。當一個人以感覺決定文本問題時,我們的神學院就會出現一些毛病。其次,行淫被拿女人段落,很可能不是真實的歷史。這可能是從兩個不同的記載混在一起的故事。34  因此,說故事是真實發生的,作為藉口,於是傳揚它,顯然是站不住腳的。

 

回想起來,將這兩個段落保留在我們的聖經中,而沒有被降級到腳註中,似乎是一個等待爆炸的炸彈。埃爾曼所做的只是點燃了保險絲。我們必須從《錯引耶穌》中學到的一個教訓,在教會中工作的人,需要彌合教會和學術界之間的鴻溝。我們必須教育信徒。與其試圖將平信徒與批判性學術隔離開,我們需要保護他們。他們需要為攻擊做好準備,因為將要到來。35  為了讓教堂人數增加而故對教會沉默,最終會導致有人背叛基督。應該感謝埃爾曼給我們敲響警鐘。

 

這並不是說埃爾曼在這書中所寫的,所有內容都屬於此類,但這三段是。再次,我們需要強調:這些文本沒有改變基本教義,也沒有改變核心信念。一個多世紀以來,福音派學者一直在貶低他們,卻沒有動搖任何正統觀念。

然而,剩下的四個文本問題,卻是另一回事。埃爾曼要么訴諸一種解釋,要么訴諸於某證據。這些證據是大多數學者認為充其量是值得懷疑的。

 

 希伯來書28-9

 

翻譯本對待希伯來書 29節的方式上,大致統一。NET 有代表性,說:靠著上帝的恩典,祂為每個人去經歷死亡。by God’s grace he would experience death on behalf of everyone.)埃爾曼建議靠著上帝的恩典”——χάριτι θεου'——是後來的;相反,他認為和上帝分開,或 χωρὶς θεοῦ,才是作者最初寫的。只有三份希臘手稿是這樣子的,都是 10 世紀或更晚的。然而,“抄本1739”(Codex 1739)就是其中之一,它是一份不錯的早期一份手稿的副本。幾位教父、一本通俗手抄本和一些“別西大譯本”(Peshitta) 的副本,都討論過χωρὶς θεοῦ〔和上帝分開〕的問題。36  許多學者會毫不費力地駁回這些微不足道的證據。如果他們不煩去考慮內部證據,那是因為即使這手稿的譜系很差,χωρὶς θεοῦ 讀起來比較困難,因此可能需要一些解釋,而抄寫員傾向於使措辭平順。同樣,幾個教父引用,也需要解釋。但是,如果文字是無意中被改變的,那麼“文字比較難閱讀”的理論就無效了。最難的閱讀應該是無意義的文字,不是故意製造的。雖然 χωρίς 顯然是比較難讀,37  它可以解釋為意外的改變。這很可能是由於抄寫失誤38 其中一個粗心的抄寫員將 χωρίς χάριτι 混淆,或作書頁邊緣的註釋,文士想,哥林多前1527節,就像希伯來書 28節 一樣,引用詩篇第 86節,提到上帝讓萬物服從基督。39

 

現在我們不深入探討埃爾曼辯護 χωρίς的細節,只想注意四件事。首先,他假設他的觀點絕對正確,是誇大了他的例子。在他的《正統訛文》(Orthodox Corruption of Bible)中對這段經文進行了三頁討論後,他宣佈了判決: 儘管有外在證據,但希伯來書 29節最初肯定是說耶穌和上帝分開而死。40  他仍然以非黑即白的方式看待事物。其次,埃爾曼的文本批判性觀點正危險地接近嚴格的折衷主義(eclecticism)。41  外部資料對他來說,似乎越來越沒有意義,因為他似乎看到文本中的神學思想被腐化。第三,儘管他對自己的判決有把握,但他的導師布魯斯·梅茨格卻不確定。《正統訛文》出版一年後,梅茨格的第二版《文本註釋》(Textual Commentary )出現了。聯合聖經公會(UBS United bible Society)委員會仍然支持 χάριτι θεοῦ ,但這次將他們的信念升級“A”級。42最後,即使假設 χωρὶς θεοῦ 是這裡的正確文字,埃爾曼也沒有證明這個差異,影響整本新約43  他爭辯說,證據較少的讀法,更符合希伯來書的神學。44 他補充說,作者反復強調耶穌死時,完全是人性的、羞恥的死、使祂完全脫離了祂本來的領域,即上帝的領域。結果,他的犧牲被接受為對罪的完美贖罪。而且,上帝沒有干預祂的痛苦,也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減輕祂的痛苦。耶穌死時與上帝分開45  如果這是貫穿希伯來書的耶穌的觀點,那麼埃爾曼在29節中採用的文本差異,如何改變這看法?在他的《正統訛文》中,埃爾曼說﹕ 希伯來書 57節說到耶穌,在死亡面前,大聲哭泣和流淚懇求上帝。46  但是,這段經文是否說面對死亡的耶穌,這一點並不清楚(埃爾曼也沒有為這種觀點辯護)。〔譯按,和合本作﹕“基督在肉體的時候”。〕此外,以此為基礎(儘管他從未確定這一點),他在《錯引耶穌》結論一章中問﹕ “[耶穌]在死亡面前完全心煩意亂嗎?47  他在《正統訛文》中更進一步。我無法理解埃爾曼如何聲稱希伯來書的作者似乎知道耶穌在面對死亡時害怕痛苦的傳統講法48 除非是將三個見解連接起來,所有這些見解都是可疑的——即,希伯來書 29節中的 χωρὶς θεοῦ;認為 57節主要是指基督的死,祂的祈禱主要是為祂自己;49 然後對於那裡的大聲叫喊聲,反映了祂的驚恐狀態。埃爾曼似乎是將他的假設,連接在一起,以建立他的案例。這樣的基礎,充其量,非常糟糕。

 

馬可福音一章41

 

在馬可福音的第一章,一個麻風病人走向耶穌,請求祂的醫治:「你若肯,必能叫我潔淨了。」(可1:40)根據“呢士徒-阿藍”(Nestle-Aland,一本希臘文新約聖經),耶穌的回應如下:καὶ… σπλαγχνισθει…Vς ἐκτείνας τὴν χεῖρα αὐτοῦ ἥψατο καὶ… λέγει αὐτῳÇ· θέλω, καθαρίσθητι (“and moved with compassion, he stretched out [his] hand and touched him and said to him, ‘I am willing; be cleansed”). (譯按﹕和合本作﹕就動了慈心,伸手摸他,說:“我願意; 潔淨吧。”)一些見證50 ὀργισθείς變得憤怒),而不是 σπλαγχνισθει…vς因同情而感動)。耶穌醫治的動機,顯然懸而未決。即使 UBS σπλαγχνισθει...vς 一個 B 級評級,越來越多的解經家開始維護 ὀργισθείς 的真實性。在 2003 年為霍桑(Gerald Hawthorne)寫的 《紀念專集》(Festschrift) 中,埃爾曼為其真實性提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論據。51  之前四年,馬克·普羅克特 (Mark Proctor) 撰寫的博士論文,為 ojrgisqeivV 辯護。52  TNIV也採取了這文字, NET 也認真對待它。我們不會花時間考慮這裡的論點。我現在傾向於認為它很可能是原本的。無論哪種方式,為了論證,假設憤怒的閱讀是真實的,這告訴我們關於耶穌的什麼?是我們以前不知道的?

 

埃爾曼建議,如果馬可最初在這段經文中寫到耶穌的憤怒,它會顯著改變我們對馬可中的耶穌的看法。事實上,這個文本問題是他在第 5 章(有重要性的原文)中的主要例子。這一章的中心論點是某些差異會影響對新約整卷書的解釋53  總的來說,這說法是誇張的,尤其是馬可福音。在馬可福音 35節中,據說耶穌很生氣——這是馬可原文中無可爭議的措辭,而且在馬可福音 1014節中,祂對祂的門徒感到惱怒。

 

埃爾曼當然知道這一點。事實上,他在霍桑《紀念專集》中含蓄地爭辯說,耶穌在馬可福音 141節中的憤怒,完全符合馬可在別處描繪的耶穌的畫面。例如,他說:馬可形容耶穌很生氣,至少在這裏,文士覺得是冒犯。這不足為奇。 除了更全面地理解馬可的描繪之外,耶穌的憤怒是難以理解的。54  埃爾曼甚至闡述了他認為貫穿馬可福音的基本原則:當有人質疑祂的權威或醫治能力,或祂是否願意醫治的時候,耶穌會生氣。 55  現在,為了論證起見,讓我們假設,不僅埃爾曼的文本重構是正確的,而且他對馬可福音 141節中 ὀργισθείς 的解釋是正確的——不僅在這段經文中,而且在馬可對耶穌的整個陳述中也是如此。56  如果是這樣,那麼 141節中的憤怒耶穌,如何影響對整本新約聖經的解釋?根據埃爾曼自己的解釋,ὀργισθείς 只會加強我們在這本福音書中看到的耶穌形象,使其與其他講述祂憤怒的文本完全一致。如果這個解釋就是埃爾曼在第五章的“展示 A”,它會嚴重適得其反,因為它幾乎沒有,或根本沒有,改變馬可所描繪的耶穌的整體形象。這是另一個例子,在這個例子中,埃爾曼的神學結論比證據表明的更具挑釁性。

 

馬太福音2436

 

在橄欖山講道中,耶穌談到了祂自己再來的時間。引人注目的是,祂承認祂不知道那會是什麼時候。在馬太福音2436的大多數現代翻譯中,文本基本上是這樣說的﹕ 但至於那一天和那一刻,沒有人知道——無論是天上的天使,還是聖子——除了父之外。(譯按﹕和合本作“但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獨父知道。”。)然而,許多手稿,包括一些早期和重要的手稿,都沒有 οὐδὲ ὁ υἱός子也不知道是否真實,存在爭議。57 儘管如此,埃爾曼再次自信地談到了這個問題。58 然而,這個文本差異對於《錯引耶穌》的論點的重要性是難以評估的。埃爾曼在他的結論中提到了馬太 2436節,顯然是為了強調他的論點,即文本差異改變了基本教義。59  他對這段話的初步討論,當然也給人留下了這印象。60  但如果他不是這個意思,那麼他的寫作就是莫需有地具挑釁性,誤導了他的讀者。如果他確實是認真的,他就誇大了他的案子。

 

平行經文,馬可福音 1332節中的措辭,沒有人爭論——但至於那一天或那一刻,除了父之外,沒有人知道——天上的天使和子都不知道。61 因此,毫無疑問,耶穌在橄欖山講道中談到了祂不知道這預言。有什麼教義問題因如而處於危險之中?人們根本不能認為馬太福音 2436節中的措辭,能改變人對耶穌的基本神學信念,因為在馬可福音有同樣的觀點。埃爾曼在《錯引耶穌》書中,沒有一次提到馬可福音 1332節,即使他清楚地討論馬太福音 2436節 至少六次,似乎其文字影響了我們對耶穌的基本理解。62 但是這個措辭會改變我們對馬太福音對耶穌的看法的基本理解嗎?即使馬太福音這例子,也沒有影響。即使馬太 2436 節最初沒有子也不知道,但只有父 (εἰ μὴ ὁ πατὴρ μόνος) 擁有這種知識的事實,當然暗示了子不知道(而單獨這字僅在馬太 2436節中找到,而不在馬可福音 1332節)。再次,這個重要的細節在《錯引耶穌》中沒有提到,甚至在《正統訛文》中也沒有提到。

 

約翰福音118

 

在約翰福音 118b 中,埃爾曼認為,應該是兒子,而不是上帝,才是對的。但他超過了證據,指出如果上帝是原本的,這節經文就會稱耶穌為獨特(獨生)的上帝the unique God)。用埃爾曼的話來說,這種翻譯的問題在於唯一的上帝一詞,必須指父,神自己——否則祂就不是唯一的。但如果這個詞是指父,怎麼能用在子上呢?63  埃爾曼對此的複雜語法論證,在《錯引耶穌》中找不到,但在他的《正統訛文》有詳細說明:

 

對於那些選擇 [ὁ] μονογενὴς θεός 的人來說,這是更常見的權宜之計,但他們認識到在約翰福音的背景下,幾乎不可能將其渲染為獨特的上帝,是從名詞理解形容詞,並將約翰福音 118 節的整個後半部分解釋為一系列同位詞,所以與其解釋為在父懷裡的獨一的神,這段經文應該譯為獨一無二的,也是神,在父懷裡的。這樣的建議有吸引人的地方。它解釋了這文本對約翰的讀者意味著什麼,於是接受了一般優越的文本所見證的。儘管如此,解決方案是完全不可信的。

 

…… 的確,μονογενής 可以在其他地方用作名詞(唯一的,如第 14 節); 所有形容詞都可以。但這種觀點的支持者沒有考慮到,當它後面緊跟一個名詞,而這名詞在性別、數目和格上,與其一致,它永遠不會以這種方式使用。確實,這裡必須強調句法要點:據我所知,

 

結果是,將 μονογενὴς θεός 一詞作為兩個並列的名詞,會導致幾乎不可能的句法,而將它們的關係解釋為形容詞 - 名詞會產生不可能的意義。64

 

埃爾曼論點的假設是, μονογενής 通常不能用作名詞,即使它在第 14 節中如此使用——正如他承認的那樣。對他的論點,我們可以有許多批評,但其中最主要的是:他對語法情況的絕對化是不正確的。我們在這裏接受他的挑戰(沒有人在這段經文之外,引用過任何類似的情況。)確實有這樣的例子,其中一個形容詞與具有相同語法和諧的名詞並列,但不是作為形容詞用,而是作為名詞用。65

 

 約翰福音670節﹕καὶ ἐξ ὑμῶνεἷς διάβολόςἐστινδιάβολος 在這裡是名詞,儘管它是一個形容詞。而代詞形容詞(pronominal adjective εἷς ,是與謂語主格(predicate nominativeδιάβολος 相關的主語。

 

羅馬書 130節﹕καταλάλους θεοστυγεῖςὑβριστὰς ὑπερηφάνουςἀλαζόνας,ἐφευρετὰς κακῶν,γονεῦσιν ἀπειθεῖς (“讒毀的,憎恨神,侮慢,狂傲,自負,捏造惡事的,違背父母”——斜體字乃真形容詞)。

 

加拉太書39節﹕τῷπιστῷ ᾿ΑβραάμNASB 所說的“與信徒亞伯拉罕一同” 〔with Abraham, the believer〕; NRSV 有“相信的亞伯拉罕” 〔Abraham who believed〕; NIV 有“有信心之人,亞伯拉罕” 〔Abraham, the man of faith〕)《和合本》作﹕“和有信心的亞伯拉罕一同”)。不管它如何翻譯,這裡有一個形容詞,夾在冠詞和名詞之間,與名詞並置,作為名詞用。

 

以弗所書220節﹕ὄντοςἀκρογωνιαίουαὐτοῦΧριστοῦ ᾿Ιησοῦ (“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雖然 ἀκρογωνιαῖος 是一個形容詞,但它似乎在這裡發揮了名詞的作用(雖然它可能是一個述語形容詞〔predicate adjective〕,我猜想,是一個述語屬格〔predicate genitive〕)。將此列為形容詞; LN 將其列為名詞。因此,它的發展可能類似於 μονογενής

 

提摩太前書19節﹕ δικαίῳ νόμος οὐ κεῖται,ἀνόμοις δὲ καὶ ἀνυποτάκτοις,ἀσεβέσι καὶ ἁμαρτωλοῖς,ἀνοσίοιςκαὶβεβήλοις,πατρολῴαιςκαὶμητρολῴαις,ἀνδροφόνοις (因為律法不是為義人設立的,乃是為不法不服的,不虔誠犯罪的,不聖潔戀世俗的,弒父母和殺人的,[斜體是形容詞])﹕這段文字清楚地表明,埃爾曼誇大了他的情況,因為 βεβήλοις 並沒有修改了 πατρολῴαις,而是名詞,就像前面的五個描述性術語一樣。

 

彼得前書11節﹕ἐκλεκτοῖς παρεπιδήμοις(“被揀選的,寄居的”)﹕這段文字有不同的解釋,但我們的觀點很簡單,它可以適合約翰福音 118節的任一方案。 “ 埃爾曼所說﹕“沒有人在這篇文章之外,引用過任何類似的東西。”但它正是這樣的文字。

 

彼得後書25節﹕ἐφείσατο ἀλλὰὄγδοον Νῶεδικαιοσύνηςκήρυκα (神也沒有寬容上古的世代,……卻保護了傳義道的挪亞一家八口。)。形容詞第八與諾亞並列; 否則,如果它形容諾亞,那麼將是第八個諾亞,就像還有其他七個諾亞一樣!66

 

根據這些例子(這只是新約中的一些例子),因此,我們可以直接回答埃爾曼提出的問題: 當一個形容詞緊接在變化相同的名詞之前時,它什麼時候被用為名詞?他的評論﹕沒有希臘文讀者會把這樣的結構解釋為一連串的名詞,也沒有希臘作者會創造這樣的不一致,完全沒有證據證明。我們只看了 新約的樣本。如果新約作者有這樣的表達方式,這是一個內部證據,反對 μονογενὴς θεός 〔獨特的兒子,或作獨生子〕的解釋,就顯得沒有分量了。

 

現在問題是﹕是否有足夠的上下文線索表明 μονογενής 實際上用作名詞。埃爾曼已經提供了二者: (1) 在約翰福音中,很難想像在 118節中,“道”可以成為獨一的神(在這例子中,只有祂,而不是父神,才聲稱擁有神聖的地位),只是在福音的其餘部分,屢次刪除了這地位。

 

: 因此,假設 μονογενὴς θεός 是真的,我們實際上幾乎馬上認為,埃爾曼認為在語法上不可信的,但在上下文中是必要的: 獨特的,神自己……” (2) μονογενής 已經在  14 節中用作名詞, 67  它在四節之後重複地被用為名詞,這最有力的上下文論證。埃爾曼承認,這個形容詞可以作為名詞使用,並且在第 14 節中如此使用,之後,他進行了語法論證,其與 14 節的關連。他正是放下武器投降,或為自己蓋了棺材蓋(選擇您的表達方式)。但是,如果語法論證不能解決問題,那麼第 14 節中 μονογενής 的作為名詞使用,應該作為一個重要的上下文線索。事實上,鑑於聖經希臘語中的經常習慣用法,因為 μονογενής 118節中暗示兒子的身份,我們幾乎可以預期它被大量使用為名詞。

 

現在,因為我們在這裡唯一關心的是,如果 μονογενὴς θεός 是原本的,與其爭論它的真實性,那麼似乎有足夠的證據,證明獨一無二的上帝,祂自己適合作為文字的解釋。內證和外證都站在它這邊; 唯一阻止我們接受這差異的,是將其解釋為形態文字。68  但根據我們已經顯示的文法假設,這觀點的基礎沒有份量。總之,μονογενὴς υἱός μονογενὴς θεός 都可以符合正統觀念; 如果人們選擇一種,而不是另一種,也不會叫神學搖動。儘管埃爾曼在這裡的論點(例如 HCSB)已經說服了一些現代翻譯,但該論點仍然不是沒有破綻。當仔細檢查任一形式的差異,兩者都被視為在正統教學的範圍內。

 

我只想說,如果上帝在這裡是正確的文字,那麼幾乎沒有必要將這個短語翻譯為獨一無二的上帝,好像這可能暗示只有耶穌是上帝。相反,NET 的翻譯(另見 NIV NRSV),約翰 118 節為﹕ “ 沒有人見過上帝。 唯一的一位,神自己,與父有最親密相交的神,祂使神為人所知。”

 

換句話說,認為新約手稿中的差異改變了新約神學的想法,充其量是誇大其詞。69 不幸的是,像埃爾曼這樣謹慎的學者,當他認為新約文本導至重大神學變化,往往可以有以下兩種批評:要么他的文本決定是錯誤的,要么他的解釋是錯誤的。這些批評是針對他早期的著作《正統訛文》作出的,《錯引耶穌》廣泛引用了該著作。例如,戈登· (Gordon Fee) 談到這項工作時說 不幸的是,埃爾曼經常將單純的可能性變成概率,將概率變成確定性,於是成為經文訛誤的合理原因。70 然而,埃爾曼在《正統訛文》中提出的結論仍然在《錯引耶穌》中提供,而沒有面對起初對他的工作的一些嚴厲批評。71  對於一本為非專業讀者而寫的書,人們會認為他希望他的討論更加細緻入微,尤其是當他說,很多神學思想都因此在危險中。人們幾乎給人的印象是他在鼓動基督教團體中的“四眼天雞”(Chicken Littles[4],對他們根本沒有準備好應對的數據,感到恐慌。.一次又一次,書中提出強烈聲明,讓未經訓練的人根本無法篩選。這種方法更像是一種危言聳聽的心態,而不是成熟的大師級老師所能提供的。關於證據,可以說,還未有改變新約核心教義的重要文本差異,就足夠了。

 

然而,埃爾曼顯然認為已經有這樣的差異。在討論韋特斯坦對新約文本的看法時,埃爾曼指出 “韋特斯坦開始認真思考他自己的神學信念,並理解到新約很少(若曾有)真正稱耶穌為上帝的問題。”72  值得注意的是,埃爾曼似乎不僅將這個結論表述為韋特斯坦的,而且也是他自己的。在某種程度上,韋特斯坦正在轉向“鑑定原文”,並遠離翻譯本,他反對基督神性的論點是沒有根據的,因為在希臘語的鑑定原文中,比在 翻譯本中。更能清楚地看到基督的神性。73  儘管埃爾曼沒有討論他認為是偽造的大部分段落,但他在《正統訛文》(尤其是 264-73)中這樣做了。但討論並不充實,而且有矛盾。簡而言之,他沒有證實他的話。基督的神性,不受任何可能合理的文本差異所干擾。

 

約翰壹書57-8

 

最後,關於約翰壹書 57-8節,幾乎沒有現代聖經譯本包括三位一體公式,因為幾個世紀以來的學者們都承認它是後來添加的。只有少數很晚期的手稿有這節經文。有人想知道為什麼埃爾曼的書討論了這段話。唯一的原因似乎是想要引起懷疑。這段經文在政治壓力下進入我們的聖經,第一次出現是在 1522 年,儘管當時和現在的學者都知道它不是真實的。早期教會沒有這段文字,但公元 381 年的君士坦丁堡會議明確肯定了三位一體!如果有一千年都不在希臘新約文本裏,他們怎麼能做到這一點?君士坦丁堡的聲明不是憑空寫出來的:早期教會把他們從新約讀學到的,變成一個神學公式。

 

這裡需要區分:僅僅因為某節經文沒有肯定所珍視的教義,並不意味著在新約中找不到該教義。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人若了解教父們關於三位一體的良好辯論,都知道,早期教會是通過檢查新約中的資料得出的。在約翰壹書 57 節的後期手稿中發現的三位一體公式,只是總結了他們的發現; 它沒有告訴他們怎樣聲明。

 

結論

 

總而言之,埃爾曼的最新著作在挑釁的規模上,並沒有讓人失望。可惜他的主要論點,缺乏真正的實質內容。請讓我在這裡反思兩個牧養教會的論點。

 

首先,我懇請所有聖經學者認真對待他們照顧上帝子民的責任。學者們肩負著神聖的責任,不讓平信徒讀者對他們幾乎不了解的問題感到震驚。事實上,即使是不明事的教師也負有這一責任。不幸的是,普通平信徒會因為讀了《錯引耶穌》,對新約的措詞和教導產生懷疑,會比任何文本批判者所預料到的更甚。一個好老師不會吝嗇告訴他的學生什麼是什麼,但他也知道如何包裝材料,這樣他們就不會讓情感妨礙理性。諷刺的是,《錯引耶穌》本應是關於理性和證據的,但它已經造成了與《達文西密碼》(The Da Vinci Code)一樣多的恐慌和不安。這真的是埃爾曼想要的教學效果嗎?我不得不假設,他知道他會從這本書中得到什麼樣的反應,因為他在採訪中根本沒有改變書中給人的這印象。挑釁,即使冒著被誤解的風險,對他來說似乎比誠實更重要。但好老師不會製造《四眼天雞》。74

 

其次,我每年都告訴我的學生,他們必須追求真理,而不是為他們的預設護航。他們需要把教義分類,將核心信念與外圍信念區分開來。當他們將“聖經無誤”和“逐字默示”等更外圍的教義置於核心位置時,然後,當對這些教義的信仰開始消退時,就會產生骨牌效應:一個倒下,其他都倒下。我震驚的是,這就是發生在巴特·埃爾曼身上的事情。他在《錯引耶穌》中的證詞,將無誤性作為他研究的主要推動力。但是當他在普林斯頓的一位保守派教授寫在學期論文,一句油嘴滑舌的評論,大意說,也許聖經不是無誤的,埃爾曼的信仰開始崩潰。一個多米諾骨牌撞上另一個,直到他最終成為一個相當快樂的不可知論者。我可能對埃爾曼的靈性旅程有誤解,但我認識太多朝這個方向走的學生。諷刺的是,那些研究文本批判的人,以聖經學為前提,經常講到一個滑坡,就是說,所有神學信念都與無誤有相關。他們的觀點是,如果無誤不成立,其他一切都會開始腐蝕。我寧願這樣講,如果無誤性被提升到主要教義的地位,那就是當一個人走上滑坡的時候。但如果學生將教義視為同心圓,主要教義佔據中心,當外圍的教義受到挑戰,不會對核心產生重大影響。換句話說,直到我們學會更加細緻地表達我們的信仰承諾,直到我們學會把基督看作我們生活的中心,把聖經看作是指向祂的,福音派團體將繼續產生自由派學者。如果我們的出發點是一個命題的真理,就是關於聖經本質,而不是親自接受耶穌基督為我們的主和君王,我們會在那個滑坡上,我們會帶走很多人。

 

我為一個自己熟識的人所發生的事情,感到悲痛。這個人我認識並敬佩——並繼續敬佩——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發表這篇評論並不讓我快樂。但從我的立場看,即使埃爾曼站在神學光譜的另一邊,他作為基要主義者的黑白心態,似乎幾乎沒有受到影響,因為他在生活和學習的歲月和磨難中苦苦掙扎。他仍然看事情沒有足夠的細微差別,他誇大了自己的案例,並且根深蒂固地認為自己的觀點是正確的。埃爾曼是我所知道的最傑出、最有創意的文本批判家之一,然而他的偏見是如此強烈,以至有時他甚至無法自知。75  就在《錯引耶穌》出現前幾個月,梅茨格的《新約經文》第四版出版了。前三個版次完全由梅茨格撰寫,標題為《新約經文:它的傳播、腐敗和恢復》(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Its Transmission, Corruption, and Restoration)。現在與埃爾曼合著的第四版,使這樣的標題看起來幾乎是虛偽的。《錯引耶穌》的讀者可能會認為梅茨格第四版的副標題,應該簡單地稱為《流傳和訛誤》。76

 

 

 

================================  


1 Thanks are due to Darrell L. Bock, Buist M. Fanning, Michael W. Holmes, W. Hall Harris, and William F. Warren for looking at a preliminary draft of this article and offering their input.

2 San Francisco: HarperSanFrancisco, 2005.

3 Neely Tucker, “The Book of Bart: In the Bestseller ‘Misquoting Jesus,’ Agnostic Author Bart Ehrman Picks Apart the Gospels That Made a Disbeliever Out of Him,” Washington Post, March 5, 2006. Accessed at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6/03/04/AR2006030401369.html.

4 Tucker, “The Book of Bart.”

5 Misquoting, 15.

6 See especially 59-60.

7 Bruce M. Metzger and Bart D. Ehrman, 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Its Transmission, Corruption, and Restoration (Oxford: OUP, 2005).

8 Metzger-Ehrman, Text, 158 (italics added). This stands in direct contradiction to Ehrman’s assessment in his conclusion (207), quoted above.

9 Quotation from Ehrman, Misquoting, 112.

10 Ibid., 114.

11 See Misquoting, 1-15, where Ehrman chronicles his own spiritual journey.

12 In chapter 5, “Originals that Matter,” Ehrman discusses the method of textual criticism. Here he devotes about three pages to external evidence (128-31), but does not mention any individual manuscripts.

13 Misquoting, 90. This is a favorite statement of his, for it shows up in his interviews, both in print and on the radio.

14 Misquoting, 89.

15 For a discussion of the nature of the textual variants, see J. Ed Komoszewski, M. James Sawyer, Daniel B. Wallace, Reinventing Jesus: What The Da Vinci Code and Other Novel Speculations Don’t Tell You (Grand Rapids: Kregel, May 2006). The book is due out in June 2006. The section that addresses textual criticism, comprising five chapters, is called “Politically Corrupt? The Tainting of Ancient New Testament Texts.”

16 “When I talk about the hundreds and thousands of differences, it’s true that a lot are insignificant. But it’s also true that a lot are highly significant for interpreting the Bible” (Ehrman in an interview with Jeri Krentz, Charlotte Observer, December 17, 2005 [accessed at http://www.charlotte.com/mld/observer/living/religion/13428511.htm]). In the same interview, when asked, “If we don’t have the original texts of the New Testament—or even copies of the copies of the copies of the originals—what do we have?” Ehrman responded, “We have copies that were made hundreds of years later—in most cases, many hundreds of years later. And these copies are all different from one another.” On The Diane Rehm Show (National Public Radio), December 8, 2005, Ehrman said, “There are more differences in our manuscripts than there are words in the NT.”

17 Note the following: “our manuscripts are…full of mistakes” (57); “Not only do we not have the originals, we don’t have the first copies of the originals. We don’t even have copies of the copies of the originals, or copies of the copies of the copies of the originals. What we have are copies made later—much later…And these copies all differ from one another, in many thousands of places… these copies differ from one another in so many places that we don’t even known how many differences there are” (10); “Mistakes multiply and get repeated; sometimes they get corrected and sometimes they get compounded. And so it goes. For centuries” (57); “We could go on nearly forever talking about specific places in which the texts of the New Testament came to be changed, either accidentally or intentionally. As I have indicated, the examples are not just in the hundreds but in the thousands” (98); in discussing John Mill’s textual apparatus of 1707, Ehrman declares, “To the shock and dismay of many of his readers, Mill’s apparatus isolated some thirty thousand places of variation among the surviving witnesses… Mill was not exhaustive in his presentation of the data he had collected. He had, in fact, found far more than thirty thousands places of variation” (84); “Scholars differ significantly in their estimates—some say there are 200,000 variants known, some say 300,000, some say 400,000 or more! We do not know for sure because, despite impressive developments in computer technology, no one has yet been able to count them all” (89); he concludes his discussion of Mark 16.9-20 and John 7.53-8.11, the two longest textual problems of the NT by far, by saying that these two texts “represent just two out of thousands of places in which the manuscripts of the New Testament came to be changed by scribes” (68). To say that these two textual problems are representative of other textual problems is a gross overstatement: the next largest viable omission/addition problem involves just two verses. Ehrman does add that “Although most of the changes are not of this magnitude, there are lots of significant changes (and lots more insignificant ones)…” (69). Yet even that is a bit misleading. By “most of the changes” Ehrman means all other changes.

18 E.g., he opens chapter 7 with these words: “It is probably safe to say that the copying of early Christians texts was by and large a ‘conservative’ process. The scribes…were intent on ‘conserving’ the textual tradition they were passing on. Their ultimate concern was not to modify the tradition, but to preserve it for themselves and for those who would follow them. Most scribes, no doubt, tried to do a faithful job in making sure that the text they reproduced was the same text they inherited” (177). “It would be a mistake…to assume that the only changes being made were by copyists with a personal stake in the wording of the text. In fact, most of the changes found in our early Christian manuscripts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ology or ideology. Far and and away the [sic] most changes are the result of mistakes, pure and simple—slips of the pen, accidental omissions, inadvertent additions, misspelled words, blunders of one sort or another” (55). “To be sure, of all th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hanges found among the manuscripts, most of them are completely insignificant…” (207). Such concessions seem to be wrung out of him, for these facts are contrary to his agenda. In this instance, he immediately adds that “It would be wrong, however, to say—as people sometimes do—that the changes in our text have no real bearing on what the texts mean or on the theological conclusions that one draws from them” (207-8). And he prefaces his concession by the bold statement that “The more I studied the manuscript tradi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the more I realized just how radically the text had been altered over the years at the hands of scribes…” (207). But this is another claim without sufficient nuancing. Yes, scribes have changed the text, but the vast majority of changes are insignificant. And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rest are easily detectable. One almost gets the sense that it is the honest scholar in Ehrman who is adding these concessions, and the theological liberal in Ehrman who keeps the concessions at a minimum.

19 This illustration is taken from Daniel B. Wallace, “Laying a Foundation: New Testament Textual Criticism,” in Interpreting the New Testament Text: Introduction to the Art and Science of Exegesis (a Festschrift for Harold W. Hoehner), ed. Darrell L. Bock and Buist M. Fanning (Wheaton, IL: Crossway, [forthcoming: 2006]).

One more item could be mentioned about Ehrman’s lacunae on the manuscripts. Ehrman seems to be gradually moving toward an internal priority view. He argues for several readings that are hanging onto external evidence by a bare thread. This seems strange because just months before Misquoting Jesus appeared, the fourth edition of Bruce Metzger’s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was published, co-authored this time by Bart Ehrman. Yet in that book, both authors speak more highly of the external evidence than Ehrman does in Misquoting Jesus.

20 Misquoting, 7.

21 Ibid., 9. For a treatment of the problem in Mark 2.26, see Daniel B. Wallace, “Mark 2.26 and the Problem of Abiathar,” ETS SW regional meeting, March 13, 2004, available at http://www.bible.org/page.asp?page_id=3839.

22 Ibid.

23 Ibid., 11.

24 Ibid., 13 (italics added).

25 The Orthodox Corruption of Scripture: The Effect of Early Christological Controversies on 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Oxford: OUP, 1993).

26 Ibid., 208.

27 281, n. 5 (to ch. 8), “Is What We Have Now What They Wrote Then?” in Reinventing Jesus is here duplicated: “There are two places in the New Testament where conjecture has perhaps been needed. In Acts 16.12 the standard critical Greek text gives a reading that is not found in any Greek manuscripts. But even here, some members of the UBS committee rejected the conjecture, arguing that certain manuscripts had the original read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readings is only one letter. (See discussion in Bruce M. Metzger, A Textual Commentary on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2d ed. [Stuttgart: Deutsche Bibelgesellschaft, 1994], 393–95; NET Bible “tc” note on Acts 16.12.) Also, in Revelation 21.17 the standard Greek text follows a conjecture that Westcott and Hort originally put forth, though the textual problem is not listed in either the UBS text or the Nestle-Aland text. This conjecture is a mere spelling variant that changes no meaning in the text.”

28 For a discussion of this issue, see Daniel B. Wallace, “Inerrancy and 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Assessing the Logic of the Agnostic View,” posted in January 2006 on http://www.4truth.net/site/apps/nl/content3.asp?c=hiKXLbPNLrF&b=784441&ct=1799301.

29 Misquoting, 208.

30 See Hermann L. Strack, Introduction to the Talmud and Midrash (Atheneum, NY: Temple, 1978) 94, 96 for this hermeneutical principle known as Kal Wa-homer.

31 An accessible discussion of the textual problem in these three passages can be found in the footnotes of the NET Bible on these texts.

32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Edition DeLuxe, six volumes (Philadelphia: John D. Morris, [1900]) 3.703–5.

33 James Bentley, Secrets of Mount Sinai: The Story of the Codex Sinaiticus (London: Orbis, 1985) 29.

34 See Bart D. Ehrman, “Jesus and the Adulteress,” NTS 34 (1988) 24-44.

35 Because of this need, Reinventing Jesus was written. Although written on a popular level, it is backed with serious scholarship.

36 Ehrman says the reading “occurs in only two documents of the tenth century” (Misquoting Jesus, 145), by which he means only two Greek documents, 0243 (0121b) and 1739txt. These manuscripts are closely related and probably represent a common archetype. It is also found in 424cvid (thus, apparently a later correction in an eleventh century minuscule) as well as vgms syrpmss Origengr (vr), lat MSSaccording to Origen Theodore Nestorians according to Ps-Oecumenius Theodoret 1/2; lem Ambrose MSSaccording to Jerome Vigilius Fulgentius. Ehrman does note some of the patristic evidence, underscoring an important argument, viz., “Origen tells us that this was the reading of the majority of manuscripts in his own day” (ibid.).

37 This, however, is not necessarily the case. An argument could be made that χάριτι θεοῦ is the harder reading, since the cry of dereliction from the cross, in which Jesus quoted Ps 22.1, may be reflected in the χωρὶς θεοῦ reading, while dying “by the grace of God” is not as clear.

38 So Metzger, Textual Commentary2, 595. In uncial script: caritiqu vs. cwrisqu.

39 Ibid. For similar arguments, see F. F. Bruce, 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 rev ed, NIC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0) 70–71, n. 15. The point of the marginal gloss is that in Heb 2.8 the author quotes Ps 8.6, adding that “in the subjecting of all things to him, he left nothing outside of his control.” In 1 Cor 15.27, which also quotes Ps 8.6, Paul adds the qualifier that God was excluded from the ‘all things’ that were subjected to Christ. Metzger argues that the gloss was most likely added by a scribe “to explain that ‘everything in ver. 8 does not include God; this gloss, being erroneously regarded by a later transcriber as a correction of χάριτι θεοῦ,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text of ver. 9” (Textual Commentary, 595). For the better treatments of this problem in the exegetical literature, see Hans-Friedrich Weiss, Der Brief an die Hebräer in MeyerK (Göttingen: Vandenhoeck und Ruprecht, 1991) 200–2; Bruce, Hebrews, 70–71.

Ehrman says that such is quite unlikely because of the location of the χωρίς reading in v 9 rather than as an additional note in v 8 where it belongs. But the fact that such an explanation presupposes a single errant ancestor for the few witnesses that have it is hardly a stretch. Stranger things have happened among the manuscripts. Ehrman adds that χωρίς is the less usual term in the NT, and thus scribes would tend toward the more usual, χάριτι. But in Hebrews χωρίς is almost twice as frequent as χάρις, as Ehrman notes (Orthodox Corruption), 148. Further, although it is certainly true that scribes “typically confuse unusual words for common ones” (ibid., 147), there is absolutely nothing unusual about χωρίς. It occurs 41 times in the NT, thirteen of which are in Hebrews. This brings us back to the canon of the harder reading. Ehrman argues that χωρίς is indeed the harder reading here, but in Metzger-Ehrman, Text, he (and Metzger) says, “Obviously, the category ‘more difficult reading’ is relative, and a point is sometimes reached when a reading must be judged to be so difficult that it can have arisen only by accident in transcription” (303). Many scholars, including Metzger, would say that that point was reached in Heb 2.9.

40 Orthodox Corruption, 149 (italics added).

41 By this, I do not mean merely his adoption of χωρὶς θεοῦ here. (After all, Günther Zuntz, highly regarded as a brilliant and sober-minded reasoned eclectic, also considered χωρὶς θεοῦ as authentic [The Text of the Epistles: A Disquisition upon the Corpus Paulinum [Schweich Lectures, 1946; London: OUP, 1953) 34–35].) Rather, I am referring to Ehrman’s overall agenda of exploiting the apparatus for orthodox corruptions, regardless of the evidence for alternative readings. With this agenda, Ehrman seems driven to argue for certain readings that have little external support.

42 The preface to this edition was written on September 30, 1993. Metzger is acknowledged in Orthodox Corruption as having ‘read parts of the manuscript’ (vii), a book completed in February 1993 (ibid., viii). If Metzger read the section on Heb 2.9, he still disagreed strongly with Ehrman. Alternatively he was not shown this portion of the manuscript. If the latter, one has to wonder why Ehrman would not want to get Metzger’s input since he already knew, from the first edition of Textual Commentary, that Metzger did not see the cwrivV reading as likely (there it is given a ‘B’ rating).

43 Misquoting, 132 (italics added).

44 Orthodox Corruption, 148.

45 Ibid., 149.

46 Ibid.

47 Misquoting Jesus, 208.

48 Orthodox Corruption, 144 (italics added).

49 The context of Heb 5, however, speaks of Christ as high priest; v 6 sets the stage by linking Christ’s priesthood to that of Melchizedek; v 7 connects his prayers with “the days of his flesh,” not just with his passion. It is thus not unreasonable to see his prayers as prayers for his people. All this suggests that more than the passion is in view in Heb 5.7. The one datum in this text that may connect the prayers with the passion is that the one to whom Christ prayed was “able to save him from death.” But if the prayers are restricted to Christ’s ordeal on the cross, then the χωρίς reading in Heb 2.9 seems to be refuted, for in 5.7 the Lord “was heard [εἰσακουσθει…vς] because of his devotion.” How could he be heard if he died apart from God? The interpretive issues in Heb 5.7 are somewhat complex, yielding no facile answers. See William L. Lane, Hebrews 1–8, WBC (Dallas: Word, 1991) 119–20.

50 D ita d ff2 r1 Diatessaron.

51 Bart D. Ehrman, “A Leper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Jesus,” in New Testament Greek and Exegesis: Essays in Honor of Gerald F. Hawthorne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3) 77–98.

52 Mark A. Proctor, “The ‘Western’ Text of Mark 1:41: A Case for the Angry Jesus” (Ph.D. diss., Baylor University, 1999). Even though Ehrman’s article appeared four years after Proctor’s dissertation, Ehrman did not mention Proctor’s work.

53 Misquoting, 132 (italics added).

54 Ehrman, “A Leper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Jesus,” 95.

55 Ibid., 94. See also 87: “Jesus gets angry on several occasions in Mark’s Gospel; what is most interesting to note is that each account involves Jesus’ ability to perform miraculous deeds of healing.”

56 There are a few weak links in his overall argument, however. First, he does not make out the best case that every instance in which Jesus is angry is in a healing account. Is the pericope about Jesus laying hands on children really a healing story (10.13-16)? It is unclear what disease these children are being ‘healed’ of. His suggestion that the laying on of hands indicates healing or at least the transmission of divine power here is lame (“A Leper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Jesus,” 88). Further, it proves too much, for 10.16 says that Jesus “took the children in his arms and placed his hands on them and blessed them.” To not see a compassionate and gentle Jesus in such a text is almost incomprehensible. So, if this is a healing narrative, it also implies Jesus’ compassion in the very act of healing—a motive that Ehrman says never occurs in healing narratives in Mark.

Second, he claims that Jesus’ healing of Peter’s mother-in-law in Mark 1.30-31 is not a compassionate act: “More than one wry observer has noted…that after he does so she gets up to feed them supper” (ibid., 91, n. 16). But surely Ehrman’s statement—repeated in Misquoting Jesus (138)—is simply a politically correct comment that is meant to suggest that for Jesus to restore the woman to a subservient role cannot be due to his compassion. Is not the point rather that the woman was fully healed, her strength completely recovered, even to the point that she could return to her normal duties and Jesus and his disciples? As such, it seems to function similarly to the raising of the synagogue ruler’s daughter, for as soon as her life was restored Mark tells us that “the girl got up at once and began to walk around” (Mark 5.42).

Third, in more than one healing narrative in the synoptic Gospels—including the healing of Peter’s mother-in-law—we see strong hints of compassion on Jesus’ part when he grabs the person’s hand. In Matt 9.25Mark 1.31; 5.41; 9.27; and Luke 8.54 the expression each time is κρατήσας/ἐκράτησεν τῆς χειρός. kratevw with a genitive direct object, rather than an accusative direct object, is used in these texts. In the Gospels when this verb takes an accusative direct object, it has the force of seizingclinging toholding firmly (cf. Matt 14.3; 21.46; 22.6; 26.57; 28.9Mark 6.17; 7.3, 4, 8; but when it takes a genitive direct object, it implies a gentle touch more than a firm grip, and is used only in healing contexts (note the translation in the NET of κρατήσας/ἐκράτησεν τῆς χειρός in Matt 9.25Mark 1.31; 5.41; 9.27; and Luke 8.54). What is to be noted in these texts is not only that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Mark on the one hand and Matthew and Luke on the other, but that Mark actually has more instances of this idiom than Matthew and Luke combined. How does this ‘gently taking her/him by the hand’ not speak of compassion?

Fourth, to not see Jesus’ compassion in texts that don’t use σπλαγχνίζομαι or the like, as Ehrman is wont to do, borders on the lexical-conceptual equation fallacy in which a concept cannot be seen in a given text unless the word for such a concept is there. To take a simple example, consider the word for ‘fellowship’ in the Greek NT, κοινωνία. The word occurs less than twenty times, but no one would claim that the concept of fellowship occurs so infrequently. Ehrman, of course, knows this and tries to argue that both the words for compassion and the concept are not to be seen in Mark’s healing stories. But he leaves the impression that since he has established this point lexically by athetizing σπλαγχνισθείς in Mark 1.41, the concept is easy to dispense with.

Fifth, Ehrman’s dismissal of all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s to his understanding of why and at whom Jesus was angry in Mark 1.41 is too cavalier. His certitude that “even the commentators who realize that the text originally indicated that Jesus became angry are embarrassed by the idea and try to explain it away, so that the text no longer means what it says” (“A Leper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Jesus,” 86) implies that his interpretation surely must be right. (Although Ehrman makes quick work of various views, he does not interact at all with Proctor’s view, apparently because he was unaware of Proctor’s dissertation when he wrote his piece for the Hawthorne Festschrift. Proctor essentially argues that the healing of the leper is a double healing, which also implicitly involves an exorcism [“A Case for the Angry Jesus,” 312-16]. Proctor summarizes his argument as follows: “Given (1) popular first-century views regarding the link between demons and disease, (2) the exorcistic language of v 43, (3) the behavior of demoniacs and those associated with them elsewhere in the Gospel, and (4) Luke’s treatment of Mark 1:29-31, this seems to be a relatively safe assumption even though Mark makes [sic] does not explicitly describe the man as a demoniac” [325-26, n. 6].) Not only does Ehrman charge exegetes with misunderstanding Mark’s ὀργισθείς, he also says that Matthew and Luke don’t understand: “[A]nyone not intimately familiar with Mark’s Gospel on its own terms… may not have understand why Jesus became angry. Matthew certainly did not; neither did Luke” (ibid., 98). Is it not perhaps a bit too brash to claim that the reason Matthew and Luke dropped ojrgisqeivV was because they were ignorant of Mark’s purposes? After all, were they not also ‘intimately familiar with Mark’s Gospel’? Are there not any other plausible reasons for their omission?

Along these line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not all interpretations are created equal, but the irony here is that Ehrman seems to want to have his cake and eat it too. In the concluding chapter of Misquoting Jesus he says “meaning is not inherent and texts do not speak for themselves. If texts could speak for themselves, then everyone honestly and openly reading a text would agree on what the text says” (216). He adds, “The only way to make sense of a text is to read it, and the only way to read it is by putting it in other words, and the only way to put it in other words is by having other words to put it into, and the only way you have other words to put it into is that you have a life, and the only way to have a life is by being filled with desires, longings, needs, wants, beliefs, perspectives, worldviews, opinions, likes, dislikes—and all the other things that make human beings human. And so to read a text, necessarily, is to change a text” (217). I may be misunderstanding him here, but this sounds as though Ehrman cannot claim his own interpretation as superior to others since all interpretation changes a text, and if each interpretation changes the text then how is interpretation of a text more valid than other interpretations? If I have misunderstood his meaning, my basic point still stands: his dismissal of other interpretations is too cavalier.

57 See the discussion in the NET Bible’s note on this verse.

58 Orthodox Corruption, 92: “not only is the phrase οὐδὲ ὁ υἱός found in our earliest and best manuscripts of Matthew, it is also necessary on internal grounds.”

59 Misquoting Jesus, 208 (quoted earlier).

60 Ibid., 95: “Scribes found this passage difficult: the Son of God, Jesus himself, does not know when the end will come? How could that be? Isn’t he all-knowing? To resolve the problem, some scribes simply modified the text by taking out the words ‘nor even the Son.’ Now the angels may be ignorant, but the Son of God isn’t.”

61 Codex X, one Vulgate manuscript, and a few other unnamed witnesses (according to the apparatus of Nestle-Aland27) drop the phrase here.

62 Misquoting Jesus, 95, 110, 204, 209, 223 n. 19, 224 n. 16.

63 Misquoting, 162.

64 Ehrman, Orthodox Corruption, 81.

65 Another criticism is that Ehrman has too hastily asserted that μονογενής cannot have the implied force of “unique son” as in “the unique Son, who is God” (ibid., 80-81):

The difficulty with this view is that there is nothing about the word μονογενής itself that suggests it. Outside of the New Testament the term simply means “one of a kind” or “unique,” and does so with reference any range of animate or inanimate objects. Therefore, recourse must be made to its usage within the New Testament. Here proponents of the view argue that in situ the word implies “sonship,” for it always occurs (in the New Testament) either in explicit conjunction with υἱός or in a context where a υἱός is named and then described as μονογενής (Luke 9:38John 1:14Heb 11:17). Nonetheless, as suggestive as the argument may appear, it contains the seeds of its own refutation: if the word μονογενής is understood to mean “a unique son,” one wonders why it is typically put in attribution to υἱός, an attribution that then creates an unusual kind of redundancy (“the unique-son son”). Given the fact that neither the etymology of the word nor its general usage suggests any such meaning, this solution seems to involve a case of special pleading.

The problem with this assertion is threefold: (1) If in the three texts listed above μονογενής does, in fact, have both a substantival force and involves the implication of sonship, then to argue that this could be the case in John 1.18 is not an instance of special pleading because there is already clear testimony within the NT of this force. (2) Ehrman’s argument rests on going outside of biblical Greek for the normative meaning of a term that seemed to have special nuances within the Bible. But since in the NT (Heb 11.17)—as well as patristic Greek (see n. 62) and the LXX (cf. Judg 11.34 where the adjective is used prior to the noun that speaks of Jephthah’s daughter; Tobit 3.15 is similar; cf. also Tobit 8.17)—μονογενής often both bears the connotation of ‘son’ (or child) and is used absolutely (i.e., substantivally), to argue for a secular force within the Bible looks like special pleading. (3) To argue that an implied lexical force becomes “an unusual kind of redundancy” when the implication is brought out explicitly in the text requires much more nuancing before it can be applied as any kind of normative principle: on its face, and in application to the case in hand, it strikes me as almost wildly untrue. In grammar and lexeme, the NT is filled with examples in which the ebb and flow of implicit and explicit meaning intertwine with one another. To take but one example from the grammatical side: εἰσέρχομαι εἰς is a generally hellenistic expression in which the increased redundancy (by the doubling of the preposition) gets the point across. It is found over 80 times in the NT, yet it does not mean “come-into into”! Yet, it means the same thing as ἔρχομαι εἰς, a phrase that occurs over 70 times in the NT. English examples readily come to mind as well: In colloquial speech, we often hear “foot pedal” (is there any other kind of pedal besides one for the feet?).

66 Added to my examples are those that a doctoral student at Dallas Seminary, Stratton Ladewig, has culled from elsewhere in the NT: . As well, he has found several inexact parallels. See his Th.M. thesis, “An Examination of the Orthodoxy of the Variants in Light of Bart Ehrman’s The Orthodox Corruption of Scripture,” Dallas Seminary, 2000.

67 A quick look at Lampe’s Patristic Greek Lexicon also reveals that the substantival function of this adjective was commonplace: 881, def. 7, the term is used absolutely in a host of patristic writers.

68 Ehrman is not altogether clear in his argument that monogenh;V qeov" was an anti-adoptionistic reading. If his construal of the meaning of the text is correct, it looks more modalistic than orthodox. Yet, since its pedigree is solidly Alexandrian, it would seem to go back to an archetype that antedated the roots of the Sabellian heresy. In other words, the motivations for the reading, assuming Ehrman’s interpretation, are muddied at best.

69 For the case that the NT speaks clearly of Christ’s deity, see Komoszewski, Sawyer, and Wallace, Reinventing Jesus.

70 Gordon D. Fee, review of The Orthodox Corruption of Scripture in Critical Review of Books in Religion 8 (1995) 204.

71 See J. K. Elliott, review of The Orthodox Corruption of Scripture: The Effect of Early Christological Controversies on 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by Bart D. Ehrman, in NovT 36.4 (1994): 405–06; Michael W. Holmes, review of The Orthodox Corruption of Scripture: The Effect of Early Christological Controversies on 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by Bart D. Ehrman, in RelSRev 20.3 (1994): 237; Gordon D. Fee, review of The Orthodox Corruption of Scripture: The Effect of Early Christological Controversies on 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by Bart D. Ehrman, in CRBR 8 (1995): 203–06; Bruce M. Metzger, review of The Orthodox Corruption of Scripture: The Effect of Early Christological Controversies on 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by Bart D. Ehrman, in PSB 15.2 (1994): 210–12; David C. Parker, review of The Orthodox Corruption of Scripture: The Effect of Early Christological Controversies on 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by Bart D. Ehrman, in JTS 45.2 (1994): 704–08; J. N. Birdsall, Review of The Orthodox Corruption of Scripture: The Effect of Early Christological Controversies on 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by Bart D. Ehrman, in Theology 97.780 (1994): 460-62; Ivo Tamm, Theologisch-christologische Varianten  in der frühen Überlieferung des Neuen Testaments? (Magisterschrift, Westfälische Wilhelms-Universität Münster, n.d.); Stratton Ladewig, “An Examination of the Orthodoxy of the Variants in Light of Bart Ehrman’s The Orthodox Corruption of Scripture” (Th.M. thesis, Dallas Seminary, 2000).

72 Misquoting Jesus, 114 (italics added).

73 See, e.g., D. A. Carson, King James Version Debate [Grand Rapids: Baker, 1979], 64).

74 Although Ehrman’s Misquoting Jesus may well be the first lay introduction to New Testament textual criticism, in the spring of 2006 a second book that deals with these issues (and some others) is to be released. See Komoszewski, Sawyer, and Wallace, Reinventing Jesus, for a more balanced treatment of the data.

75 I am reminded of Martin Hengel’s insight about the parallel dangers from “an uncritical, sterile apologetic fundamentalism” and “from no less sterile ‘critical ignorance’” of radical liberalism. At bottom, the approaches are the same; the only differences are the presuppositions (Martin Hengel, Studies in Early Christology [Edinburgh: T & T Clark, 1995], 57–58). I am not saying that Ehrman is there, but he no longer seems to be the true liberal that he once aspired to be.

76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Misquoting Jesus is dedicated to Bruce Metzger, whom Ehrman describes as “the world’s leading expert in the field [of NT textual criticism]” (Misquoting, 7). Yet Metzger would fundamentally disagree with Ehrman’s thesis in this book.

 ================================  

 ================================  

 ================================  

Daniel B. Wallace

https://bible.org/sites/bible.org/files/pictures/picture-2.jpg

Daniel B. Wallace has taught Greek and New Testament courses on a graduate school level since 1979. He has a Ph.D. from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and is currently professor of New Testament Studies at his alma mater.

His Greek Grammar Beyond the Basics: An Exegetical Syntax of the New Testament (Zondervan, 1996) has become a standard textbook in colleges and seminaries. He is the senior New Testament editor of the NET Bible. Dr. Wallace is also the Executive Director for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New Testament Manuscripts.



[1] 譯按﹕差異(variant)指手稿和手稿中,不同之處,可以是一個字母,一個字等等。

[2]在這種方法中,一個基本準則支配所有其他考慮因素:在任何給定的差異點,最有可能代表初始文本的差異,是最能說明其他差異存在的差異。(https://brill.com/view/book/edcoll/9789004236554/B9789004236554-s028.xml

[3] 譯按﹕這“聖經難題”的答案,請見﹕誰把陳設餅給大衛吃?

[4]  《四眼天雞》(英語:Chicken Little),迪士尼的動畫長片Chicken Little敲響了學校的鐘聲,同時每個警告人快點逃跑,這使整個城鎮的墮落瘋狂。

 

 

回「回應對基督教的攻擊」主頁

回主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