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2011年春季的《Bible and Spade》上以全彩色格式重新发表。

在1980年代，有两篇文章，关于但以理书的希伯来语和亚兰语文本，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它们是和1952年最初在昆兰（Qumran）的第4窟中发现的死海古卷的出版物中一起发表的。尤金·乌尔里希（Eugene Ulrich）教授出版的《昆兰的但以理书手稿》（Daniel Manuscripts from Qumran，1989年），使我们对这些关键性的文本发现有全面的了解。这是接著两年前，关于这些发现的其他部分所发表的。（Ulrich 1987）

从发现到发表

首先，让我简要介绍一下许多死海古卷出版事业中令人吃惊的拖延。这些发现可追溯到1947-1948年。在过去的几年中，尤其是在1989年和1990年，《圣经考古评论》（Biblical Archaeology Review  ，简称BAR）在许多文章中，推动发表，起了重要作用。（Shanks 1989a，1989b，1989c，1989d，1990）丑闻之所被控诉，是因为在学者们的审查下，「排在1,200张不同的（照相）版上，大约有400份未出版的文字」，大约有40年，被隐藏起来。BAR的编辑赫歇尔·山克斯（Hershel Shanks）说∶「一个合理的估计是，这些[未出版的文本]中，有100份，是在200块板上的经文。」（1989c∶20）

1989年夏天，公共媒体指控这些未出版的死海古卷文字。例如，《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于1989年7月9日发表社论“学者的虚荣”（The Vanity of Scholars），抱怨说「这些卷轴是在1947年发现的，但其中很多零碎的，至今尚未出版。40多年后，当世界在等待著，一小团闲混的学者仍在整理工作，而珍贵的碎片流逝于尘土中。」

幸运的是，自1991年夏季以来，各种事态发生了，令人鼓舞。我们可以期待其余卷轴片段和文本的迅速出版。

1958年，弗兰克·M·克罗斯（Frank M. Cross）教授出版了《昆兰的古代图书馆》（The Ancient Library of Qumran），对古卷进行了全面的调查，首次提出了死海古卷但以理书碎片的重要性。在这书的第二版（1961年）中，克罗斯教授提到了但以理书卷的片段∶「但以理书的一份抄本，是提写于主前二世纪后期的手稿中 。在某些方面，它比最古老的昆兰手稿更加引人注目。」（43）

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消息，因为许多学者长期以来都以各种理由认为但以理书是可疑的，我们将在下面讨论。现在要问的是∶但以理书有多少在古卷上？到底保存了哪些部分？与但以理书的希伯来语文稿比较，又怎样？

1989年11月，也就是发现超过35年之后，以及克罗斯发表惊人声明的25年后，这文本，以及其他在第4窟发现的但以理书，终于出版了。只有几块第4窟的碎片，其中包含「五块微小的碎片，全部来自第9章的祷告，但没有一块有一个以上的完整单字。」（Ulrich 1989:3）这些碎片仍待出版（即被称为4QDane的碎片）。

早在1951年（Benoit 1956∶76），克罗斯就被指派去出版来自第4窟的但以理书卷轴的碎片（Cross 1956∶86）。 他是1953年被任命的最早的“死海古卷编辑小组”的成员之一。（Shanks 1989c∶18）但是不久前，克罗斯将第四窟的但以理书材料，委托给他从前的学生，圣母大学的乌尔里希（Shanks 1989a∶57）。1987年，乌尔里希出版了从来自第四窟的一卷轴的材料，即4QDana。 现在，他已经出版了其他两个主要卷轴的材料，4QDanb和4QDanc。

死海古卷但以理书手稿的内容

尽管这些激动人心的新出版物，会在本文引起我们的极大关注，但我们需要提及先前发表的昆兰但以理书的材料。 

• 1955年巴瑟米（D.Barthélemy）出版了两个古卷片段∶1QDana和1QDanb（Barthélemy and Milik 1955∶150–52）。它们包含但以理书一到三章中的共22节的部分，即但以理书一章10–17节； 二章2–6节（1QDana）和三章22–30节（1QDanb）。

• 1962年，莫里斯·贝耶（Maurice Baillet）发表了第6窟的纸莎草片段，其中可能包含但以理书八章16、17、21、22节的部分内容；还有清楚是十章8-16节； 十一章33–36，38节。（Baillet and Milik 1962∶114，115; pl。23）

• 昆兰的但以理书中保存最完好的卷轴是第4窟∶4QDana中的其中一卷，其中包含大部分的但以理。被保存的但以理书部分是：一章16-20节；二章9-11、19-49节；三章1、2节; 四章29，30节；五章5-7、12-14、16-19节； 七章5-7、25-28节； 八章1-5节；十章16–20节; 十一章13–16节。4QDanb卷轴包含但以理书五章10-12、14-16、19-22节； 六章8-22，27-29节；七章1–6，11节（？），26–28节；八章1-8，13-16节。 4QDanc有但以理书十章5-9，11-16，21节; 十一章1，2，13-17，25-29节。（Ulrich 1987∶18）

这意味著除九章和十二章之外，但以理书的其他各章的部分内容，我们都可从死海古卷看见。当然，未发表的4QDane包含但以理书九章不同部分的几句话。但以理书一、五、七、八、十和十一章中的许多段落，同时在不同的碎片中都有。4Qflorilegium有提到但以理书十二章，是撒母耳记下和诗篇一、二篇的《米德拉什》（Midrash，拉比的圣经注释）材料的选集。

 

卷轴的重要性

 

一个令人惊讶的现像是，在昆兰有11个洞穴，在其中有三个洞的材料中，发现了不少于八本但以理书的手稿。为了理解这一事实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将其与同一洞穴中其他圣经书卷的手稿进行比较。

 

据我所知，死海古卷的最新出版清单（至1992年为止）出现于1977年。清单中列出了诗篇的13个卷轴片段； 九个来自出埃及记；申命记有八个；五个是利未记； 创世记和以赛亚书各有四个（Fitzmyer 1977∶11-39）； 不少于八卷代表但以理书卷轴。尽管我们尚不确定昆兰的圣经卷轴全部都被保存了，但从这种比较可以明显看出，但以理书是昆兰教派人士所喜欢的一本书。

 

在这里，我们需要提出另一点。根据当前的 “历史批判者” ［圣经高等批判］的意见，但以理书今天的形式，起源于“小安条克”（Antiochus Epiphanes）【译按：Epiphanes是一个希腊国王，从公元前175年至公元前164年统治叙利亚。 但是，与他有关的最著名的冲突是马加伯起义［Maccabean revolt］。】危机，即公元前168 / 167到165 / 164年。如果这本书真的成书这么晚，那么很难想像一个沙漠社团应该保存这么多的但以理手稿。如果一个人接受但以理书的起源要早于马加伯，即比“历史批判”学者所提出的为早，就可以更好地解释这个社团中的大量手稿。

 

死海古卷但以理书日期及其意义

 

1955年，约翰·C·特雷弗（John C. Trever）发表了但以理书卷轴的日期：1QDana是希律时代，1QDanb是希律时代晚期（1964-1966∶323–36）。换句话说，这些手稿可能来自大约公元60年或更早的时期（Hartman and Di Lella 1978∶72）。

 

这个日期仍然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圣经译本所根据的的马所拉文本（Masoretic，简称：MT）来自公元1008年的主要手稿（Wurthwein 1979∶35）。换句话说，有史以来，我们第一次能够将但以理书的希伯来文和亚兰文版本，与大约1000年前的同一本书的手稿比较。基于对文本差异和关系的仔细研究，比较MT和1QDana、1QDanb及6QDan中所包含的早期手稿，我们发现：「总体来说，第1和第6窟的但以理书碎片显示，后期的MT，将经文保存得很好，几乎没有不同。因此，它们见证了神圣经文的传递，是伟大而忠实的，非常宝贵。」(Mertens 1971:31).

 

这些文字是证人，证实了MT被忠实地保存，并确认但以理书的希伯来语和亚兰文稿是可靠的。

 

1989年出版的三份但以理书手稿的日期，以及更早的出版物的日期，也都非常重要。最近发表的某些但以理书卷轴，甚至比以前发表的，还要旧。4QDana的定期约在60 BC，4QDanb的定期约60 AD（Ulrich 1987∶17）。迄今为止，但以理书最古老的手稿是4QDanc，克罗斯在1961年将其定期为「公元前二世纪末」。（Cross 1961∶43）支持但以理书成书于公元前2世纪中叶的“马加伯起义危机”的学者，将可说：「4QDanc  只比但以理书成书晚了半个世纪。」（Ulrich 1987:17）支持这定期的学者可能认为但以理手抄本证据，与底本非常近，正如雷兰蒲草纸（Rylands Papyrus）和约翰福音书一样。我可引述∶「因此，就希伯来圣经而言，它可与新约约翰福音的雷兰手稿相提并论。」（Ulrich 1989:3）比较中的后者，意味著1935年发表的约翰福音的纸莎草纸片段，即Rylands 457， 被定期为公元二世纪上半叶，有效地驳斥了试图将约翰福音写作日定于公元二世纪后期的学者的说法。雷兰蒲草纸是在约翰福音书成书的25至50年内抄写的。

 

4QDanc的重建。这是但以理书最古老的手稿（公元前二世纪下半叶）。上边显示的是4QDanc片段在原古卷四行中的位置（读取从右到左）。Linda Manies

 那些支持但以理书“历史批判”日期的人们，现在有新的问题了。既然但以理书手稿，据称可追溯至底本的50年之内，是否有足够的时间，让所谓“传统-历史”（tradition-historical）和“编纂-批评”（redaction-critical）的发展？据说这是“书籍成长”所必需的。但以理书的马加伯定期的支持者，将很难在他们的重建中解释所有这些情况。让我用另一种讲法：第4窟中片段的较早定期，是否让我们有足够的空间，支持经常提出的发展，编辑和编纂等等？（例如，Koch 1986∶20-24）裁决似乎是负面的，但以理书成书，必须早于公元2世纪。这是无可避免的结论。

 

死海古卷和但以理书的希伯来语/亚兰语原文

 

在发现死海古卷之前，许多学者质疑希伯来语文本的准确性，并且非常自由地修改，更改和调整希伯来语文本。昆兰的发现大大削弱了这种自由。

 

关于但以理书，许多学者认为希伯来语和亚兰语文本的权威性，不超过其他古代译本，例如“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旧约的最古老的希腊语译本）和归功于迪奥多蒂翁（Theodotion）的译本。所提出的原因中有，与对旧约其余部分的处理相比，七十士译本对但以理书的处理，不那么照字面意义，与MT的关系不那么紧密。这事实使一些人认为MT的但以理书的价值相对较小。

 

4QDanc的碎片1和2。但以理书十章5节 至 十一章12节的。 IAA

 此外，七十士译本的但以理书，只有两种古老的手稿，据说是冗长的，并且是被添加了的。所包含的内容比MT要多得多。除了诸如“苏珊娜的故事”（Story of Susanna）之类的非正典资料之外，还有“亚撒利雅的祷告”（Prayer of Azariah）和“三位年轻人的歌”（Song of the Three Young Men）。（Moore 1977）

但以理书在古代的官方希腊语译本是以弗所人迪奥多蒂翁的翻译本（约180主后）。他的翻译已有先例（Schmitt 1966），就是「删除流行的但以理书版本的特性」。（Jellicoe 1968∶84）此外，大约在主后400年，耶柔米（Jerome）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七十士译本「与原本的[希伯来文]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应该被拒绝。」

所以，我们有两个古希腊版本的但以理书，只有迪奥多蒂翁翻译的那本，与MT比较接近。这些以及其他一些考虑因素，已导致现代学者对MT缺乏信心。克劳斯·科赫（Klaus Koch）教授支持这样的假设∶「关于但以理书，我们没有权威性的底本。」他提议，尽管我们有希伯来语/亚兰文版本，和两个希腊语版本，但是这三个都不是底本，并且应该使用可得到的最佳资料来重建底本。（Koch et al. 1980:22, 23; Koch 1986:16–21）这基本上也是哈民（L.Hartman）和迪莱拉（Di Lella）的观点。他们指出，在文本重建的过程中，没有“钢铁律或黄金法则”（Hartman and Di Lella 1978:75）。这些学者和其他学者认为，但以理书的全文原本是用亚兰语写成的，并且该书的希伯来语部分，是从亚兰语翻译来的。

4QDanc的第三片段，包含但以理书十一章13-17、25-29节。 IAA

显然，事情很复杂。在昆兰新发现的但以理书材料，似乎能为但以理书的底本提供重要的新线索。我们之所以能这样说，是因为MT与第4窟发现的但以理书之间，极为和谐。因此，不再让我们将希伯来语-亚兰语文本，视为不可靠。

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若讲版本的微差异，死海古卷的八本但以理书手稿，大部分都非常互相接近。

2. 在任何手稿片段中都没有明显的省略，也没有冗长的增加。「但以理书卷轴[第四窟]中的但以理书经文，非常符合后来的马所拉文本传统；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些罕见的差异，它们与亚历山大-希腊语[七十士译本]相同，但和MT及迪奥多蒂翁版本不同。」 (Cross 1956:86).

3.这些手稿片段，不包含希腊手稿中的任何附加内容，例如，“亚撒利雅的祷告”，“三个年轻人之歌”和“苏珊娜的故事”。

4.但以理书二章4b节从希伯来文转为亚兰文之事，在4QDana中被保存下来，与之前的1QDana一样。因此，两个不同的手稿，证明了这转变。但以理书八章1节，从亚兰文回到希伯来语中的转变，在4QDana and 4QDanb ，都清楚地出现了，正如在MT一样。【译按：2:4b-7:28是亚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