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埃及记过海位置的新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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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令很多人惊讶的是，在希伯来语原文中，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时所穿越的水域，称为“yam suph”，是“芦苇海”（Sea
of Reeds），而不是“红海”。不幸的是，我们几乎所有的翻译本都将“yam
suph”译为“红海”。 以色列人离开了兰塞，但没有沿著从兰塞开始的“荷鲁斯之路”，这是通往迦南的直接路线。就是圣经讲的“非利士地的道路”，也是埃及东部的军事公路。沿途有23个堡垒，每隔不远，由埃及军队守卫著。若选择走埃及的军道，面对埃及驻军要塞时，再加上埃及军队从后面追击，难免会“后悔，就回埃及去。”（出13∶17） 相反，他们沿著三角洲向东南行走，到达“瓦迪图米拉特”的疏割。沿著向东通往旷野的路线，他们再次在以倘停下来，面对埃及的边界，而旷野在另一侧。在这地点，以色列人向北
“转”
，显然使法老感到高兴（出14∶3）。 在出埃及记14章2节以北的关键“转”之后，以色列人的下一站，可由四个地名标识∶比哈希录，密夺，海和巴力洗分。其中三个名字，都与东北三角洲地区的水域有关。所有名称都指向出埃及记叙事中事件的地点：“巴拉湖”和古代地中海海岸线之间的地区。
在这里，法老的军队追上以色列人。由于大海在前，以色列人觉得前无去路，于是他们向摩西发怨言（出14∶11-12）。在这里，尼罗河三角洲东北角的埃及边境，面对“芦苇海”，上帝行了一个神迹，带领他们超自然地越过埃及边境，进入书珥的旷野。所以，这神迹似乎发生在苏伊士地峡的东北角。所越过的芦苇海很可能是古“巴拉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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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记过海位置的新证据∶第一部分
张逸萍译自：“New
Evidence from Egypt on the Location of the Exodus Sea Crossing: Part I”
by Gary
Byers MA
本文最初发表于《 Winter
2006 issue of Bible and Spade》。
序言
令许多圣经学习者惊讶的是，在希伯来语原文中，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时所穿越的水域，称为“yam
suph”，是“芦苇海”（Sea
of Reeds），而不是“红海”（出15∶4，22;；申11∶4；珥2:10；
4:23； 24∶6；尼9∶9；诗106∶7，9，33；
136∶13，15）。不幸的是，我们几乎所有的翻译本都将“yam
suph”译为“红海”，耶路撒冷圣经和新犹太出版协会的希伯来圣经，是明显的例外。
这是公元前三世纪，旧约被翻译成希腊文，引入“红海”一词的影响。这译本称为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缩写为LXX），翻译员将“yam
suph”（“芦苇海”）译为“eruthráthálassē”（红海）。拉丁通俗译本（Vulgate）紧随其后，使用“Mari
Rubro”（“红海”），大多数英语版本都延续了这一传统。
不幸的是，“红海”根本翻译得不对，而七十士译本的翻译员明白这一点。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理由，但根据他们当时对该地区的了解，他们给了“yam
suph”一个历史化的注释。(Kitchen 2003: 262;
Hoffmeier 1996: 206; 2005: 81)
圣经指出以色列人越过埃及东部边界的一个重要水域，LXX译员将其与他们认为是红海的水域联系起来。他们没有照字义翻译这希伯来词组，而是提供了这种历史鉴定，作为对文本的解释。
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幸的翻译，困扰了多个世纪，使我们无法了解出埃及记和越海记载的真实历史准确性。20世纪末，学者开始以全新的方式，将希伯来语文本的含义，重新建立到其埃及语境中，然后将其与最近的考古学证据联系起来。(见：
Hoffmeier 2005: 81–85)
红海
但是，你会问，红海呢？红海是从印度洋进入的海水两个分叉，它们向北延伸至圣经里的世界，并分开了非洲和亚洲的两个大陆。红海的东部分支称为“亚喀巴湾”（Gulf
of Aqaba，阿拉伯语）或“埃拉特湾”（Gulf
of Elat，希伯来语），而西边的分支被称为苏伊士湾(Gulf
of Suez，阿拉伯语，以及连接该西部分支与地中海的苏伊士运河名称的由来)。
在古希腊语中，“红海”这个名字，既被用来指海湾，也指红海，即波斯湾和印度洋的主体。(Kitchen
2003: 262–63; Hoffmeier 1997: 200)
不幸的是，今天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水域最初被称为“红海”。
(Hoffmeier 1997: 206)
一个有趣的，和圣经有关的建议是：也许红海是从以东人那里得名的，以东人是以色列人多年以来旧约的敌人。以东人的名字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红色”，在旧约的大部分时期，它控制著“亚喀巴湾”。有人建认为，后来的以色列人难于以敌人的名字，来称呼这海（即以东海），所以他们用以东的意思（“红色”，希腊文eruthrá）来识别之。
(Hoffmeier 1997: 206).
另一种可能性是苏伊士海湾已被称为红海（由于目前未知的原因），把它应用于“亚喀巴湾”，是自然的扩展。(Hoffmeier
1997: 206)
无论该术语的起源是什么，它都不是圣经所说的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中越过的水域的名称。
更复杂的是，新约沿用了七十士译本，将出埃及记中过海的位置，称为“红海”。尽管对新约参考文献的完整处理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我认为，我们对古埃及东部边界的了解，以及该术语的描述，都仍不完整，所以我们目前的研究状况，就像是在拼图中遗漏了许多关键要素。
der苏伊士运河by
Albert Ungard edler von Öthalom, taf. IV (Vienna: A. Hartleben’s, 1905)苏伊士运河的路线。
芦苇海
如今，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学者们都普遍认为，“yam
suph“的意思是“芦苇海”。如出埃及记2章3-5节和以赛亚书19章6-7节所显示，希伯来语“suph”必定是指某种水生植物（Kitchen
2003∶262），而经文提到尼罗河中的芦苇。（Hoffmeier
2005∶81）实际上，希伯来语“suph”（芦苇）很可能是从埃及语借来的——来自一种水生植物的象形文字（twf）。
(Huddlestun 1992: 636; Hoffmeier 1997: 204; 2005: 81–83)
不幸的是，目前尚不可能对该水生植物进行更精确的识别。但圣经仍然清楚地指出，以色列人穿越的海是“芦苇海”。这表示埃及东部边界有一片芦苇丛生的水域。但是它在哪里呢？在圣经中，“
yam suph”一词是指“亚喀巴湾”（出23∶31；
民 21∶4； 申 1∶40、2∶1；
王上 9:26），以及苏伊士湾（ 民
33∶10-11）。这使得这二者都可能是过海的地点。
尽管很少有学者认为过海的地点是在“亚喀巴湾”东部，柯那克（Robert
Cornuke）和威廉姆斯（Larry Williams）最近推广了这个想法。（Blum
1998）但是，该位置似乎离歌珊以东太远，无法适合出埃及记行程的字面理解。(Hoffmeier
2005: 130–40; Franz 2000; Wood 2000)
另一方面，在保守派学者中，流行的观点是将出埃及记过海的点定位在苏伊士湾西部的北端某处。不幸的是，出埃及记记载中的地名不太适合该地区。现代考古学研究也没有支持这地点为出埃及记的过海处。
无论选择哪个海湾，重要的问题是“yam
suph”的地点。如果认定苏伊士湾是出埃及记的过海境地点，则该位置必须基于圣经和经外资料。不能因为苏伊士湾今天被称为红海，甚至在古代也被称为红海，所以选择它。我建议，对圣经文本进行字面的，认真的理解，再结合来自尼罗河东部三角洲的最新研究，提出一个不同于苏伊士湾的位置。
迪芬尼丘（Tell
Defenneh）附近的芦苇。
尽管19世纪苏伊士运河的建立，永久改变了苏伊士地峡，但芦苇仍在该地区的一些沼泽地区生长。这张照片是在苏伊士运河以西几英里处的古代“巴拉湖”（Ballah
Lake）系统地区拍摄的。作者认为，最近的地质和考古研究，能证明出埃及记提到的过海地点的名字，正是在这个湖泊地区。
苏伊士地峡
苏伊士湾以北一直到地中海沿岸的陆地，今天被称为苏伊士地峡。它包括尼罗河三角洲东部［歌珊所在的地点，尼罗河的帕路谢（Pelusiac）分支以东；请参见Kitchen
2003∶254，261］，东部的沼泽湖泊和远处的旷野。在古代，这片狭长的土地上有五个湖泊∶“巴拉湖”，“蒂姆萨湖”（Lake
Timsah），“大苦湖”（Great
Bitter Lake）和“小苦湖”（Little
Bitter Lake）。
从苏伊士湾的北部边界，到地中海海岸线的整个区域，在古代可不完全如此。有证据表明，苏伊士湾在古代比现在延伸得更北，尽管我们目前尚不知道向北延伸多远。（Hoffmeier
1997∶209）此外，主前第二个千年的地中海海岸线比今天更南（Scolnic
2004∶96-97； Hoffmeier 2005∶41-42），因此两者之间的地峡比今天要狭窄得多。在整个历史上，该地区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有很多淡水湖沼泽。因此，1869年苏伊士运河直接在这里开凿，就不足为奇了。
埃及文稿在提及该地区时，使用“芦苇”（twf）的象形文字，表明它们在该地区繁多（Huddlestun
1992∶636–37），并且名称与该地区有关（Hoffmeier
2005∶81–83）。实际上，霍夫迈尔（Hoffmeier）和挖掘兰塞的比埃塔克（Manfred
Bietak）意见相同（请参阅：Wood
，2004年）。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象形文字“p3
twfy”（p3是定冠词“
the”）专门指埃及东部边界上的特定芦苇湖 “巴拉湖”（2005∶88）。
请注意，比埃塔克在该地区进行的重要古环境研究。霍夫迈尔补充说，“阿布塞菲丘”（Tell
Abu Sefeh）位于现今“巴拉湖”区西侧的现代“坎塔拉”（Qantara）的东部，可能反映了该湖的古埃及名称（p3
twfy），及其相对的希伯来语（yam suph）（2005∶88–89）。霍夫迈尔还指出，“阿布塞菲丘”的挖掘工作发现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港口码头遗址，该港口曾经有多艘商船经过（2005∶88）。尽管考古学证据表明码头的出现于出埃及时期之后，但很明显，“巴拉湖”曾经是埃及东部边界上的一大片水域。
基辰（Kitchen）指出，古人可能使用芦苇海（Reed
Sea）术语来表示一系列芦苇湖中所有水域，这些芦苇湖贯穿地峡的南北全长（2003∶262）。扩展而言，它也适用于这些水域中的最后一个——苏伊士湾。这就可以解释民数记
33章10节：以色列人在奇迹般的过红海后，这经文记载了他们再次过红海（即所谓的“芦苇海II”
[Kitchen 2003∶271]）。也许在那个时候，甚至以后，这个术语也被用于另一个“相连的”水域——“亚喀巴湾”。
地质研究表明，在整个千年中，有自然因素使苏伊士的尼罗河三角洲和地峡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更主要的是，近来近的人类活动改变了整个地区。阿斯旺省（Aswan）的尼罗河大坝（1902年，旧的；1970年，新的）建成，极影响河流的流量，并大大减少了它的泛滥。由于尼罗河不再泛滥，常年的泛滥安全阀门—从尼罗河到苏伊士湖地峡的“瓦迪图米拉特”（Wadi
Tumilat）—不再有需要了。（Hoffmeier，1997∶207）1869年，苏伊士运完工，河对峡湾湖泊的影响更大。它使“巴拉湖”的大部分沼泽地区的水流掉了。(Hoffmeier
1997: 211; 2005: 43)
除了这些现代建筑项目对地峡的都有影响之外，苏伊士湾目前的水位低于古代。显然因为一些自然原因，与尼罗河大坝或苏伊士运河无关，至使苏伊士湾水位今天较低，而且其延伸到地峡中，也没有从前那么北。(Hoffmeier
1997: 207–208)
从“坎塔拉”向南看苏伊士运河。
苏伊士运河从地中海边的塞得港，延伸105英里（170公里），到达苏伊士湾北端的苏伊士城（Suez
City）。从这里，船只可以直接进入太平洋。运河原先的深度为26英尺（8
m），上面宽177英尺（54
m），底部宽72英尺（22
m），如今已经越来越深、越宽，可以容纳现代船只。1869年运河的建成，永久改变了苏伊士湾以北的古老湖泊地区。令人惊讶的是，古埃及人曾在同一地区开凿的运河，与原始的苏伊士运河，具有相似的尺寸。照片中看到的区域，是古代“巴拉湖”从前所在的位置的北端。根据最近的研究，这是最有可能过海的地方。
东部边境运河
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希望影响苏伊士地峡地区，但收效甚微。古代埃及文献和现代地质研究，已经确定了古运河线，贯穿古代的沼泽湖，其发现者称之为“东部边境运河”。（Hoffmeier
2005∶42）在苏伊士运河之前很久，原住民和国内外统治者，由于各种原因，都曾在地峡中挖运河。古代文献提到法老王“塞苏斯蒂斯里斯”（Sesostris）一世和三世（第十二王朝），尼哥二世（Necho
II ，610-595 BC）和波斯国王大利乌（522-486
BC）以及托勒密二世（Ptolemy II
，282-246 BC）的运河建设。（Hoffmeier
1997∶165，169）
因此，地质学家在地峡北部北部的湖泊中，发现连接湖泊的人造运河的证据，不足为奇。它的挖掘可能出于防御，以及灌溉和航海的目的。它创造了一个强大的东部边界屏障。运河的已知部分，在上面一致地是230英尺（70
m）宽，在底部估计宽66 ft（20
m），深度在6.5至10
ft（2-3 m）。这条古老的运河比本来的苏伊士运河更宽，上面横跨177英尺（54
m），而底部横跨72英尺（22
m）。
尽管没有人暗示以色列人过的是运河，但这显然是埃及东部边境防御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旨在使旅行变得困难。因为挖掘这条运河而有的堤防，增加该边境防御系统的强大能力。(Hoffmeier
1997: 170–71; Kitchen 2003: 260)
因此，在该地区过海，代表与埃及的真正分离。湖泊和运河边界以西，是三角洲的耕地；歌珊位于东部，但仍是埃及的很大一部分；湖泊以东是旷野。在这里，以色列人就不再在埃及境内了。(Hoffmeier
2005: 37, 43)
相距几码之遥的绿色，可耕种的尼罗河三角洲，和褐色的贫瘠旷野，形成鲜明的对比。任何到访埃及的人，都不禁会为之震惊。
旷野和播种地之间的对比。
有耕种的尼罗河谷（从埃及南部边界到三角洲，距离550英里［900公里］）和有耕种的三角洲（在地中海沿岸，从东向西伸展150英里［240公里］），其东和西部都是乾旱旷野，引人注目。纵观整个历史，埃及人几乎完全沿著可耕种的河谷和三角洲生活。然而，在旷野中任何地方进行灌溉，土壤都是肥沃的。这张照片拍摄于开罗以南约165英里（265公里）的“贝尼哈桑”（Bene
Hasan）的中王国时期的陵墓。
瓦迪图米拉特（Wadi
Tumilat）
在史前时期（公元前3200年之前），尼罗河最东端的分支，穿过“瓦迪图米拉特”。从现代的宰加济格（Zagazig，古代的Bubastis）以西，延伸31英里（52公里），到伊斯梅利亚（Ismailiya，在“蒂姆萨湖”上），形成了尼罗河三角洲东部边缘的一部分。尽管该三角洲支流的路线在历史中消失了，而目前的东部支流明显已经挪向西，但历史和考古证据均表明，古运河从尼罗河向东，穿过“瓦迪图米拉特”。(Hoffmeier
1997: 165; 2005: 41).
随著尼罗河每年的泛滥，这个古老的水道显然在整个历史上，都周期性地泛滥。（Hoffmeier 1997∶165；
2005∶43）因此，苏伊士地峡以其淡水湖泊沼泽和其“芦苇”而闻名，“瓦迪图米拉特”可能是原因之一。
“瓦迪图米拉特”无疑是圣经中歌珊地的一部分。正是在苏伊士地峡的这区域，地形学和考古研究找到了出埃及记行程中提到的最初地点。
今天该山谷的名字甚至暗示了它在出埃及记中的地位。阿拉伯语“
Tumilat”实际上保留了埃及神“阿图姆”（Atum）的名字（Hoffmeier
2005∶62，64，69），在出埃及期间，他在这一地区似乎大受尊敬。比东积货城（出1:11）是希伯来语名称，该站点在埃及曾被称为“pr-itm”（“阿图姆之家”）。它可能位于古老的“瓦迪图米拉特”。（Hoffmeier
2005∶58–59）此外，毫无疑问，出埃及记行程中的以倘，是以同一位埃及神灵命名的。（Hoffmeier
2005∶69）
该地区的地理环境和出埃及记非常吻合。以色列人在十灾的最后一灾之后，从兰塞出发，到“瓦迪图米拉特”北部，然后向南行（见：出13∶17-14∶3）。他们来到“瓦迪图米拉特”的疏割（Succoth），然后向东前往“蒂姆萨湖”附近的以倘。向北转弯，在比哈希录，密夺和海的中间，未到达巴力洗分（出埃及记14∶2），他们被埃及人追赶上。
这仍然是尼罗河三角洲的绿色耕种区，仍然是埃及拥有的地区。以色列人正面临著他们与西乃自由之间的一度牢固边界——淡水湖泊及其相互连接的运河，和一系列地理位置优越的堡垒。在他们和法老看来，他们前无去路（出14∶3，11-12）。
在三角洲东部，古兰塞的坎堤尔（Qantir）地区的农业田地。
尼罗河千年来不断的流水，从南部的维多利亚湖（Lake Victoria）一直流到地中海，形成了尼罗河三角洲。每隔几个世纪，尼罗河三角洲各分支的水流会变迁，创造出通往海洋的新路径，以及地中海边缘的其他可耕种三角洲土地。以色列人居住于三角洲东部的歌珊。
荷鲁斯之路（Horus Way）
有三条主要的古路，从尼罗河三角洲向东伸出。第一条是从挪弗附近的南部三角洲到苏伊士湾北端的一条采矿路；第二条从“瓦迪图米拉特”东端而出，走向“南地”（Negev，译按：见民13:17）；第三条是沿海国际公路。(Shea
1990: 103–107; Kitchen 2003: 266–268; Hoffmeier 1996:181, 187–188; see
Scolnic 2004: 95, fig.1)
圣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从旅居之初（创
47:11）到出埃及记（出12:37），以色列人居住在兰塞地。这也是埃及通往迦南的直接道路的起点。有一条沿著古老的地中海海岸线的北部路线，也是埃及东部的军事公路。沿途有23个堡垒，每隔不远，由埃及军队守卫著。国际公路最西端的路段被埃及人称为“荷鲁斯之路”，也是圣经讲的穿过“非利士地的道路”（出埃及记13:17）。虽然国际公路通常被称为“Via
Maris”（拉丁语，“海洋之路”），但最近的研究表明这是一个现代名称，而不是古老的名字。（Beitzel
1991）
苏伊士运河（der
Suezkanal）, by Albert Ungard
edler von Öthalom, taf. I (Vienna: A. Hartleben’s, 1905)
东部三角洲的古代运河。从远古开始，人们就有兴趣于联系地中海和红海。早期的大多数工作，都是针对从尼罗河到红海的连接。根据史特拉波（Strabo）和老普林尼（Pliny）的记录，最早的工作是由“塞苏斯蒂斯里斯”一世或三世（第12王朝）指挥的。在尼哥二世（公元前610-595年）的统治下，在尼罗河的帕路谢支流与“苦湖”北端之间，修建了一条运河，据报导损失了100,000条生命。多年以来，运河失修了，只好进行了扩建、废弃、又重新修建。被忽略之后，它由波斯统治者大利乌一世（Darius
I，公元前522–486年）重建，沿“瓦迪图米拉特”仍能看到他的运河。它由托勒密二世费拉德普斯（Ptolemy
II Philadelphus，公元前282-246年）扩展到红海，在罗马统治初期被废弃，但由图拉真（Trajan）于公元98-117年再次重建。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由于各种原因，它被不同的统治再次被废弃，有时被疏导，但程度上都是有限的。阿姆鲁伊本阿斯（Amr
Ibn el-As）在伊斯兰占领埃及后，从开罗建立了一条新的补给线。但在公元767年，阿巴斯王朝（Abbasid）的哈里发曼苏尔（El-Mansur）关闭了运河，以切断对位于三角洲的叛乱份子的补给。
在法老塞提一世（Seti
I）于“卡纳克”（Karnak）的“阿蒙”神庙（Temple
of Amun）的浮雕，雕出“荷鲁斯之路”，有11个要塞，甚至还有一条水路。由于浮雕中的水道是垂直的，法老王塞提在浮雕中是沿“荷鲁斯之路”横向地走动，因此可以假定，该水道是南北走向的，而国际公路向东走向迦南。该水路被称为“ta-denit”，意为“分水岭”。尽管该名称并不清楚是指运河，还是指沼泽湖，但其名称及其从北向南的方位，表明它是尼罗河三角洲（埃及本土）与东部旷野之间的边界。被描绘成沿岸有芦苇，它似乎至少与一个多沼泽的的湖有关。(Hoffmeier
1996: 166–167)
沿著“荷鲁斯之路”毗邻水路的，是一个被称为“提喳儒”（Tjaru）的遗址。“提喳儒”是埃及东部边界的一个大城镇和重要堡垒。虽然在水路的两侧都有建筑物，但这个名字在旷野一则，这是适合保护埃及边界的一个位置。从塞提的阿蒙神庙浮雕，和“安娜斯塔西莎草纸”
I（Papyrus Anastasi I）
纸莎草纸中的埃及文字，加德纳（Gardiner）在荷鲁斯路上发现了23个防御事工，从“提喳儒”的边境要塞开始，到迦南南部的拉菲椰（Raphia）的要塞为止。(Hoffmeier
1996: 183; 2004: 61; 2005: 41)
近年来，北西乃地区的地质和考古研究已开始鉴定了其中许多地点，甚至将正确的古名与其对应的考古遗址配上了。(Hoffmeier
2004: 64–65; 2005: 41)
“荷鲁斯之路”上确定的主要地点是“提喳儒”。这条路从埃及边界的起点。尽管“提喳儒”并未出现在出埃及记的叙述中，但在至少有一个埃及的资料，确定它为出埃及记的过海地点。阿梅内莫佩（Amenemope）的《圣经地名汇编》的地理列表，记录了埃及北部边境的最后两个遗址：“提喳儒”和“p3
twfy”（埃及语，相当于希伯来文的“yam suph”芦苇海）。这种联系表明，芦苇海至少有一部分在附近。
(Hoffmeier 2004: 65–66)
塞提在“卡纳克”的浮雕中也能看到这样的鉴定，“提喳儒”位于沿著重新划定的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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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雕描绘了在“提喳儒”的“荷鲁斯之路”。
在“卡纳克”的“阿蒙神庙”的多柱式大堂的北壁外墙上，有法老塞提一世（公元前1291-1279年）的浮雕，描绘了埃及的东部边界。浮雕指出：埃及和迦萨（Gaza，现代的“加沙”）之间著名的国际沿海公路最西端部分，这是唯一已知古代描述。它在埃及被称为“荷鲁斯之路”，在圣经中被称为「非利士地的道路」（出埃及记13:17）。法老塞提一世在浮雕上，在他的战车上横向移动。在三个场景中，法老王正在“拉斐椰”（迦南“荷鲁斯之路”的最后一站）接受高官们的致敬，
他用弓箭击败游牧的沙苏（Shasu），并最终从迦南凯旋而归，被亚洲人俘虏包围著。场景中描绘了埃及和迦南之间的“荷鲁斯之路”上23个已知的堡垒中的11个。穿过旷野通往迦南的“荷鲁斯之路”，主要特征是堡垒和在旁的水源。在右侧可见，大路与一条垂直穿过浮雕的水道相遇。在水路左侧的纪念性建筑之间，是“提喳儒”的名字。这是埃及东部边界的一个大城镇和重要堡垒，也是埃及向亚洲发动军事行动的切入点。在“提喳儒”，一座桥横跨水路，桥的右边还有其他建筑物。垂直水道被标记为“分水岭”。它指出埃及的边界，以及东部绿色有耕种的尼罗河三角洲，与褐色贫瘠的旷野到西部的划分。在水路另一边等待的一群忠实的埃及臣民，表明这是埃及。这表示我们应该这样理解浮雕：埃及边界与水道垂直延伸，埃及在右边，西乃旷野在左边。将其视为地图，将其底部是北方，左边是东方。水路具有两个主要特征∶芦苇沿岸和充满鳄鱼的河水。在水道（北）的底部，描绘了另一个只有鱼的较大水域（早期研究人员可以看到，但今天却看不见）。尽管到目前为止，还不能确定地鉴别这水域，但是它确实说明了沼泽湖区的芦苇，这些芦苇便是出埃及记所使用的名字。 |
明白埃及新王国时期的“荷鲁斯之路”，让我们切实地了解，为什么圣经说以色列人没有沿“非利士地的道路”（荷鲁斯之路）直接到达海岸的加沙。若选择走埃及的军道，并一路面对埃及驻军要塞时，再加上埃及军队从后面追击，难免会“后悔，就回埃及去。”（出埃及记13:17）。但这不是上帝的计划。反之，在离开比哈希录，过“海”（埃及边界）之后，上帝告诉以色列人“走红海旷野的路”（出13:18），走向“芦苇海
II”（苏伊士湾），而不是入迦南。(Hoffmeier 1996:
181, 187–188)以色列人在边界以东进入“书珥的旷野”（出15∶22；
撒上15∶7； 27∶8）。
“书珥”（Shur）在希伯来语中意为“墙”，可能是指东部边境运河及其附属的路堤，以及沿边界的堡垒线。(Scolnic
2004: 102; Hoffmeier 1996: 188)因此，这片旷野就在埃及边界的运河，堤防和堡垒的“墙”的另一侧。因为这是以色列人过海后进入的旷野（出15:22），所以显然“书珥的旷野”就在地峡以东的西乃北部。
最近的发掘工作清楚地鉴定了“提喳儒”，这是埃及东部边界重要城市和军事设施的象形文字名称。从这个堡垒开始，18、19王朝的法老开始了向亚洲的军事攻势。考古发掘已发现，第18王朝（公元前15-13世纪）的古代“提喳儒”遗迹，在今天的希布亚一世（Hebua
I）的堡垒上，位于“巴拉湖”东北方几英里处。(Hoffmeier
1996: 186–187; 2004: 63; 2005: 91–104; Kitchen 2003: 260; Scolnic 2004:
112) 这这样的识别，帮助学者们开始指出出埃及记旅程，过海之前的所有其他地点。
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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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记过海位置的新证据∶第二部分
张逸萍译自：“New Evidence
from Egypt on the Location of the Exodus Sea Crossing: Part II”
by Gary
Byers MA
本文最初发表在《Spring
2006 issue of Bible and Spade.》上。
如果芦苇海可以鉴定于苏伊士地峡沼泽湖区的某个地方（Byers，2006年），这地区将能隔开有耕种的三角洲与荒芜的旷野，那么，出埃及记记载中的地名，应该集中到该区域。过海之前的所有事件，都发生于从尼罗河三角洲的最东端分支（歌珊）到沼泽湖。过海后的所有事件，都发生在东边的旷野中。
尽管三角洲地区的考古研究受到该地区高水位的严重阻碍，但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它受到了极大的关注。这些结果有助于弄清出埃及记行程中的许多地名。
兰塞（Rameses）
兰塞（出12:37;民33∶3）是出埃及记的起点。毫无疑问，圣经中的兰塞，就是埃及文献中的培尔—拉美西斯（Pi-Rameses）。(Kitchen
2003: 255; Wood 2004; Hoffmeier 2005: 53, 55)
这座城市的整个象形文字名称是“拉美西斯（Ramesses）之家，蒙爱的阿蒙（Amun），伟大的胜利”，最初建于尼罗河五个古老分支的帕路谢（Pelusiac）分支的东岸。作为边界前三角洲东部的最后一条水路，以色列人没有其他重要的水域可以穿越大海。由于几个世纪以来三角洲支流的移动，帕路谢支流如今已乾枯，但从该地点的地质探测，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从前存在。
在这个位置，多个世纪以来，古城被建造和重建。如今，连绵不断的古埃及城市“罗瓦蒂”（Rowaty），“阿瓦里斯”（Avaris），“秘鲁呢非”（Peru-nefer）和“拉美西斯”（Rameses，兰塞），分布在“勒达巴丘”（Tell
el-Dab'a），“坎堤尔”（Qantir）和“伊巴赫尔米”（Ezbet
Helmi）的现代村庄下方八平方英里的地方。
按照圣经自己年代学，当雅各移居该地时，该地点可能被称为“罗瓦蒂”（创
47:11），后来当重建时，叫做秘鲁呢非（Peru-nefer，出1:11），他们也是从哪儿离开埃及（出12:37）。［译按：中文和合本，都翻译为“兰塞”。］在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在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后约200年，再次对其进行重建之后，才将其命名为拉美西斯（Rameses）。这个名字就传了下来。
(Wood 2004; Byers 2005: 4-7; Kitchen 2003: 255)
作者再检查摩西时期拉美西斯王宫的“伊巴赫尔米”的挖掘计划。
它是在尼罗河三角洲东部的现代村庄及其农田下面发现的。比埃塔克（Manfred Bietak）在“勒达巴丘”和“伊巴赫尔米”的
现代村庄进行的发掘工作；还有埃杰尔·普施（Edger
Pusch）在“坎堤尔”进行的发掘工作，发现了一系列古代城市。这里最早的城市是闪族（亚洲人）居住的城市，称为“罗瓦蒂”。接著之后的城市，称为“阿瓦里斯”。在“希克索斯”（Hyksos）统治时期，闪族人定居于此。下一个城市，在出埃及时，可能叫秘鲁呢非。该地区的最后一座城市是由拉美西斯大帝（Rameses
the Great ，1279-1212 BC）建造的，他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它的全名是“拉美西斯之家，蒙爱的阿蒙，伟大的胜利”。公元前1069年之前的某个时候，尼罗河的路线，移离城市，该遗址被废弃了。
疏割（Succoth）
疏割（出12:37;
民 33∶5-6）是第一站（出埃及记行程中提到的第二处）。希伯来语名称（意思是“临时避难所”，“帐篷”或“小房间”）可能对应于埃及名称“杰库”（tkw，Tjeku）。该站点在埃及文献中，广为人知，并在“古马斯古丘”（Tell
el-Maskhuta）所在的乡村的现代阿拉伯名称中 ，保留了该名字。
“杰库”经常是用象形文字“投掷棍子”（意思是“外国”）和异国土地标志来书写的。这表明虽然仍在三角洲和埃及境内，但仍在边境附近，也许是外国人居住的地区。(Hoffmeier
1997: 179; 2005: 65) 虽然“杰库”可能指一个区域，即“瓦迪图米拉特”地区——该区域中可能有一个特定的地点，称为“疏割
/杰库”（Succoth
/ Tjeku）。
(Hoffmeier 2005: 65-68)
这样的遗址与现代的“古马斯古丘”的考古遗址相吻合，该遗址位于“拉美西斯”东南15英里（24公里）的“瓦迪图米拉特”。(Hoffmeier
2005: 65) 在出埃及记（18王朝；公元前15世纪中叶）时期，该地点的发掘，没有确定这个城市，所以很适合。
因此，以色列人在十灾的最后一灾之后，从兰塞离开，没有从防御最强的路线——“荷鲁斯之路”，向东前往迦南。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在“瓦迪图米拉特”沿东南方向通往疏割，该路通向西乃。(Hoffmeier
1997: 187-88; 2005: 65-68)
“古马斯古丘”，古代的疏割。
出埃及记行程的第一站是疏割。这个希伯来语名称，可能对应于名为
“杰库”的古埃及址。这两个古老的名字，仍然反映在现代阿拉伯村庄“古马斯古丘”的名字中。
“古马斯古大废丘”位于尼罗河三角洲东部的“瓦迪图米拉特”的东端，正是圣经所讲的疏割的所在。在出埃及时，疏割（希伯来语中的“小房间”）可能不是一个真正的埃及城市，而是闪族（亚洲人）从“黎凡特”（Levant）特进入三角洲的临时营地。
以倘（Etham）
“以倘”（出13:20;
民 33∶6）是继疏割之后的下一站。虽然这个字的希伯来语的起源不清楚，(Hoffmeier
2005: 69-70) 有充分的理由表明，希伯来语的名字起源于埃及神“阿图姆”（Atum）的名字。(Kitchen
2003: 259) 出埃及记的行程将以倘放在“瓦迪图米拉特”的东端，现代阿拉伯语名称“图米拉特”（Tumilat）也保留了同一位神灵的名字。(Hoffmeier
2005: 62, 64, 69).
无论是堡垒，还是其他类型的定居点，其“在旷野边缘”的特殊情况，表明该位置离湖边甚近，而且可以在另一侧有旷野。霍夫迈尔认为，这是在“瓦迪图米拉特“地区之外（东部）的一个地点（2005∶70），而基辰则建议，它在“蒂姆萨”湖（Lake
Timsah）北端的现代“伊斯梅利亚”（Ismailiya）附近。(2003:
259) 无论哪种方式，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地点，似乎都在埃及的东部边界上，或其附近。
下一站对决定过“芦苇海”的实际位置，非常关键性。离开兰塞之后的第三站，可从以色列人路程方向重大转变而鉴定。希伯来语一词清楚地表示它们“转”，但未指明朝哪个方向“转”（出14∶2；民33∶7）。他们的下一站是一个安营之地，该安营处可以四个有名字的地点所标识∶比哈希录，密夺，海和巴力洗分（出14∶2；民33∶7）。四个希伯来语地名，在新王国时期的埃及象形文字中，都有一个对应名称，并且都位于同一地区。实际上，出埃及记14章2节的四个地名中的三个，在同一份新王国时期的文献中被提及。
霍夫迈尔（2005∶73）指出，向北转，从“蒂姆萨湖”地区31公里（50公里），到“巴拉湖”的北端走去，将使以色列人进入现代“坎塔拉”（Qantara）地区。这就是最近在西乃北部考古学研究所表明，出埃及记14章2节的地名所在的地方。
圣经的陈述非常精确，提供了一系列非常具体的参考点。史高历（Scolnic）指出，没有什么种类的参考，更可以鉴定西乃山。（2004∶98）这也可能表明这些地点应位于的小小的区域内，每一个地区，都在以色列人营地的视线范围内。(Scolnic
2004: 98-99).
中埃及的一个“小房间”。
虽然疏割的“小房间”（出12:37，民33∶5-6）通常被认为是动物皮的帐篷，古代尼罗河三角洲的此类临时住所，很有可能是由植物的茎，树枝和树叶制成的。这些住所仍然点缀著埃及农村农田周围的景观。
比哈希录（Pi Hahiroth）
比哈希录（希伯来语，“运河之口”）实际上可能是源自埃及流行的闪族语。(Hoffmeier
2005: 105-107) 霍夫迈尔（Hoffmeier）注意到“安娜斯塔西莎草纸”III
2.9（Papyrus Anastasi III 2.9）的地名，暗示希伯来语来自象形文字“p3
hrw”，意为“运河”
。(2005: 106-107)
这个埃及名字曾被用于三角洲东北边缘的一条运河，而且出埃及记的行程指的是同一地点，这是很合理的。此外，在埃及这个地区，发现了很多古代运河痕迹。(Byers
2006: 18) 它们在这里可促进贸易，并为埃及东部边界提供安全。
密夺（Migdol）
密夺在希伯来语中实际上是“塔”，经常被用于设防结构。但是，密夺是埃及语（mktr）的已知的借来的词，意为“堡垒”，“防御工事”或“要塞”
。(Hoffmeier 1997:189; Scolnic 2004: 101)
在出埃及记行程中，过海之前，立即提到它，表示就在附近。
早在加德纳（Gardiner）的时候，学者们已将出埃及记行程中的密夺，和耶利米（44∶1;
46:14）和以西结（29:10; 30∶6）提到的埃及边防城的密夺，（中文以西结书译作：色弗尼塔）以及希腊罗马时代的“马格多洛”（Magdolo）相提并论。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这些密夺，在不同时期，位于不同的地点。(Hoffmeier
2005: 95-96)
另一方面，我们有理由认为，出埃及记行程中第三站的密夺，被鉴别为“法老塞提一世（Men-maat-re，Seti
I）的密夺”，沿古老的“荷鲁斯之路”，被提到的第三座堡垒。(Kitchen
2003: 261; Hoffmeier 2004: 65; 2005: 103-105; Scolnic 2004: 104) 作为闪语的借词，“密夺”成为一重要名词。在不同时期的埃及文献中未广泛发现(Hoffmeier
2004: 61; 2005: 102-103; Scolnic 2004: 102-108)，我们仅有的几篇参考文献指出，它在通往迦南的埃及东北边境地区之路。
在东北三角洲地区，我们目前对该地区的了解显示，最有可能是“荷鲁斯之路”的密夺，在一个称为T-78的地点。(Hoffmeier
2005: 102) 虽然此鉴别尚未确定，但“荷鲁斯之路”的路线已经是确定的，密夺的确切范围已缩小到地中海海岸线上一个古老舄湖的南端仅几公里之内。(Hoffmeier
2004: 65-66; 2005: 102-104; Scolnic 2004: 119-120)
在出埃及记中提到一个密夺，都在同一地区和同一时间段内，表明这两个地点之间有关。这样就可以将出埃及记的密夺的位置，精确地固定在“巴拉湖”的东北部的一处。
法老塞提一世的“密夺”，很可能就是出埃及记14章2节的密夺。
它是埃及“荷鲁斯之路”上的第三座堡垒，在卡纳克（Karnak）对迦南的战役的浮雕中，绘画于塞提一世战车（E）的后腿和尾巴之间（见：《 Bible
and Spade》, 2006
冬季,
页
21）。堡垒有锯齿状的墙壁和相邻的水池。找到这个堡垒对于确定出埃及记过海地点至关重要。因为“在法老塞提一世的浮雕中的第一座要塞，就是提喳儒”（Tjaru）边防堡垒（B-C），在碑文中，以“
Hebua I”指出的；第二个要塞，
“狮子的住所”（D），很有可能是“博格丘”（Tel
el-Borg）；第三个堡垒，密夺，可能是T-78站点，是一个新王国时期的地点，在巴拉湖东北方5英里（8公里）。如果这个位置正确，它将把出埃及记过海点放置于“巴拉湖”的北端。
巴力洗分（Baal Zephon）
巴力洗分（希伯来语，“北方的巴力”）是乌加里特（Ugarit）万神殿的一个神灵，在旧约圣经中，是迦南诸神之一而闻名。泛神论的埃及允许崇拜这个闪族神，但从未包括在埃及本土神的万神殿中。在三角洲东北，已知有巴力的崇拜，那埃及最靠近迦南之处，那里人口的很大一部分可能是闪族的战士、水手、商人和旅行者。(Hoffmeier
1997: 190)
早在公元前六世纪至第五世纪的腓尼基纸莎草纸，就把巴力洗分当作“答比匿”人的主要神灵，霍夫迈尔指出耶利米（2:16;
43∶7-9; 44∶1; 46:14）和以西结（30:18）没有称这个城市为“巴力洗分”，而是“答比匿”（2005∶107）。今天位于“巴拉湖”地区的考古遗址“德芬尼丘”（Tell
Defeneh）（可能是“答比匿”，但字体腐化了）的是一个阿拉伯名字，几乎没有发掘过。然而，迄今为止，该遗址的考古证据尚不支持我们鉴定它为巴力洗分。
反之，霍夫迈尔再次指出“安娜斯塔西莎草纸”III
2.8，其中一小段文字，说的是“巴力的水域”
。(2005: 102-103)
像比哈希录 /
“p3
hrw”一样，它和水有关，并且位于东北三角洲地区。虽然出埃及记14章2节和“安娜斯塔西莎草纸”III，都没有明确描述巴力洗分的具体位置和确切性质，但他们都将“巴力”放置于同一时间的同一地区。
东北三角洲的地图。
根据埃及的最新研究，现在可以在地图上指出出埃及记故事中，过海之前的地名。从兰塞离开，以色列人没有取北部的国际公路（“荷鲁斯之路”=“非利士地的道路”，出13:17）往迦南。反之，他们向南前往“瓦迪图米拉特”，然后向东经过疏割，到达以倘。在神的指示下，他们从这里“转”向北方，然后沿著古老的“巴拉湖”的西侧上去。比哈希录，密夺，和巴力洗分都在湖北端某个地方，离古老的地中海海岸线不远。以出埃及记的故事为准，并利用埃及最近的考古研究以及同期埃及文献中的地名，证据表明，芦苇海过境点位于“巴拉湖”北端的现代“坎塔拉”地区“阿布塞菲丘”（Abu
Sefeh）地区。
总结
出埃及记的行程表明，以色列人离开了兰塞，但没有沿著从兰塞开始的“荷鲁斯之路”，这是通往迦南的直接路线。相反，他们沿著三角洲向东南行走，到达“瓦迪图米拉特”的疏割。沿著向东通往旷野的路线，他们再次在以倘停下来，面对埃及的边界，而旷野在另一侧。在这一点上，圣经说以色列人“转”，对文字的最简单理解表明方向是“转回”
。(Hoffmeier (2005: 71-72)
没有指明具体的方向，但是可见于下一站的地名。虽然向南转会把以色列人置于苏伊士湾，但该地区最近的发掘和调查研究表明，他们向北转。(Shea
1990: 108; Scolnic 2004: 97-99; Hoffmeier 2005: 72-73)
这是在神的指示下做出的选择，显然使法老感到高兴（出14∶3）。
在出埃及记14章2节以北的关键“转回”之后，以色列人的下一站，可由四个地名标识∶比哈希录，密夺，海和巴力洗分。四个希伯来语名称，在三角洲东北角的位置，都有相对的像形文字。在同一文本（“安娜斯塔西莎草纸”III）中，发现了三个（比哈希录，海和巴力洗分），每个都与水域有关。正如霍夫迈尔所指出，这三个名字合起来，都与东北三角洲地区的水域有关，实在显著。(2005:
106-108)
在新王国时期的几本文献中都提到密夺。这些文献来自差不多的时期（新王国时期），这一事实，只增加这种联系。所有名称都指向出埃及记叙事中事件的地点：“巴拉湖”和古代地中海海岸线之间的地区。
在这里，法老的军队追上以色列人。由于大海在前，以色列人觉得前无去路，于是他们向摩西发怨言（出14∶11-12）。在那里，在三角洲东北角埃及边境一带，面对“芦苇海”，上帝行了一个神迹，带领他们超自然地越过埃及边境进入书珥的旷野。以出埃及记为历史，并利用挖掘和象形文字研究中的所有最新研究成果，这神迹似乎发生在苏伊士地峡的东北角。所越过的芦苇海很可能是古“巴拉湖”，因为苏伊士运河的建设，已经将水排乾了，所以不再是一个大水域了。(Byers
2006: 15)
结论
由于最近的文字和考古研究，在出埃及记行程中命名的许多地点，已与其相应的埃及名称联起来。借助地质和地形勘测，我们现在可以将其定位在三角洲东部地区。学者们首次能够在地图上找到这些地点，并找出尼罗河东部三角洲的出埃及路线。
诚然，我们目前的考古、地质和文字知识，还不足以理解每个名字，或精确地确定其在地面上的位置。但是该地区的研究正在迅速扩展。真的，每年我们都会获得有关该地区的丰富埃及历史，及其与圣经的联系的新见解。这项研究，经常证实我们对旧约的一般理解，尤其是与出埃及记的叙述，实有关联。
如果将出埃及记的行程作为历史文件认真对待，然后，这些地名在“瓦迪图米拉特”和北部苏伊士地峡的位置使其成为过“芦苇海”（yam
suph）的最可能地点。在出埃及的一个紧要关头，显然很靠近埃及的东部边界，以色列人向北转。因此，“芦苇海”将是位于埃及东部边界的大型湖泊之一。根据目前能得到的证据，对于现代作者而言，相当于现代“巴拉湖”的古代似乎是最合理的。
以“红海”为在出埃及时所越过的海的名字，是不幸的选择。它不是翻译，而是一种历史解释，它使认真学习圣经的学生无法在正确的位置上，找到出埃及记的确凿证据。但是今天，来自埃及的最新研究，为旧约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提供了历史基础。
编者注∶有关“提喳儒”堡垒的更多信息于2008年发布。Archaeologists
find ancient army HQ in Si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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